李显龙总理亲自出马，特地以书面答复的方式，回答同党议员颜添宝在国会的提问，强调从收入差距、社会流动性及社会融合三个方面入手，强化国民团结，反映政府对贫富差距正在腐蚀社会肌体有高度的警觉。
贫富差距导致社会撕裂已经是全球现象。这主要拜经济全球化和人工智能科技所赐。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寻求最大的收益，哪里的生产成本便宜就往哪里投资。科技的进步使得货运交通成本越来越低，一件成品在不同国家分别生产组装的全球产业链因而形成。
欧美等发达国家（除了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因此几乎被掏空，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世界工厂的中国。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之间（尤其是东亚国家和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缩小，但是在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却扩大。
导致国家内贫富差距扩大的另一个原因是人工智能的普及。很多产业都因而自动化，对人力的需求越来越小，工薪阶层的收入自然受到打击。相对于资本和大老板，工人的议价能力越来越弱。如果政府不介入，放任劳动市场自由定价，贫富悬殊将成为常态。
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背后都有底层民众普遍不满所形成的民粹主义在推动。这股带有强烈反智和非理性成分的政治力量痛恨全球化，排斥外来移民，认为从全球化攫取巨大利益的传统统治精英已经背叛了本国民众。新加坡至今还幸免于此，但不代表就不会发生。李显龙的表态，因而不无未雨绸缪的顾虑。
他强调，不同于其他国家，新加坡过去10年的收入差距有所收窄，基尼系数从2006年的0.470下跌到2016年的0.458。如果把政府税收和财政转移部分计算在内，2016年的基尼系数进一步降至0.402。新加坡收入最低20%的国人在过去10年的实际人均家庭收入增加了40%，与中位数收入家庭的增长步伐一致。
但是政治有时候是认知的问题。尽管实际数据呈现了正面的图像，一般人的认知和情绪却未必趋同。
社会心理学有所谓“相对剥夺感”一说，也就是俗话所说的“人比人气死人”。
底层民众或许收入和中等家庭同步，也接受更多的财政补贴，可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境遇不见得就有显著的改善，特别是当他们在巴士上看到路上豪华车越来越多，自己吃不起的餐馆门庭若市，冰冷数据所构成的正面图像并无法转换成积极的心理。
长久下去，这就会影响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对政府信任的重要性，也是李显龙此前高度强调的。民无信不立，当新加坡面对人口老化，医疗支出步步高升之际，需要通过加税，甚至开放外来移民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国库收入，就需要民意的支持。
如果缺乏对政府的信任，对加税有心理抵制，甚至认为开放移民将威胁自己的生计，民粹主义的情绪就会累积，也容易被煽动利用，最后就变成政治地雷。
李显龙一针见血地指出：“收入不平等一旦扩大，使社会体系僵化，缺乏流动性，而每个阶层又自扫门前雪或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我们的政治将变得险恶，我们的社会将破裂，最终我们的国家将衰亡。”
其中的关键，是政治精英的表率作用，他们必须让人民感受到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诚意，除了政策上的表现必须让人民感受到，言行上的表述也很重要。如果人民能感受到精英真的理解大众的为难处境，基本的互信建立了，才有可能真正对应贫富差距分化社会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