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会过去几天针对心理健康动议展开辩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尤其受关注。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发言时说，社交媒体和同侪压力等多方面的影响，导致青少年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下降。
“青少年一直以来过得不容易，成长过程中少不了焦虑。他们必须了解自己，承担新的责任，为步入成年做好准备。”
少年十五二十岁时，本就是多愁善感的青春期。
少男少女除了面对生理变化的压力，也得应付来自课业、同侪和家庭等方面的心理变化，容易产生不安和反叛情绪。毕竟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多数还在求学。
据红蚂蚁了解，学校目前的做法是：
当教师观察到学生出现异常行为或情绪反应，一般会在与家长沟通后，建议驻校辅导员介入。
经过辅导员和师长评估，若认为学生需要专业协助，再转介到心理卫生学院接受诊治。
照理来说，每所学校都会安排一两名驻校辅导员。偏偏近来驻校辅导员人手不足，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竟也成了教师的工作。
我只负责教书？别痴心妄想了
义顺集选区议员黄国光昨天（2月7日）在国会为教师们请命，呼吁教育部进一步减少教师的非行政工作。
总理公署部长兼外交部和教育部第二部长孟理齐博士却如此回应：
“当学生向教师倾诉私人问题时，教师不应该说：‘对不起，这不是我的工作，因为我只负责教书。’”
孟理齐强调，教师的工作不仅限于课堂教学，还包括友伴（befriending）和辅导。学生也须掌握生活技能，因此当他们遇到问题或困难时，教师应该陪在身边给予建议和指导。
“从更广的层面来看，教师扮演着指引者的角色，陪伴学生走完这趟教育历程，让学生了解到教师无时无刻都在。”
孟理齐的这番言论，很快在网上炸开了锅。
有教师在脸书留言申诉，教师人手越来越少，工作量却越来越多。
“难怪有那么多教师产生倦怠，或转行成为‘百万富翁’补习教师。”
也有教师认为，教师在引导学生方面可以担任家长的“伙伴”，但不能完全取代家长。
教师每班有三四十名学生要照顾，而家长最多只有三四个孩子要管教。更何况，已婚的教师还有自己的孩子要兼顾。
“关怀青少年的重任必须由家庭承担。如果把这些责任‘外包’，社会对教师的期望未免太高了。”
教师只有七成时间用在教学相关工作
红蚂蚁没当过教师，但身边有不少亲友是为人师表。
一名从事教育工作超过10年的亲戚开玩笑说，如果教师没有三头六臂，根本不可能“包山包海”，身兼数职：
“教师的工作范围＝教师＋家长＋辅导员＋导游＋记者＋医生＋活动策划员＋海报设计师＋饮食承包商……”
现实生活中，纯粹教书的教师并不存在，而想利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教好学生，几乎可说是痴心妄想。
尽管孟理齐一再强调，教师的工作时长已趋稳，低于之前的平均每周47小时，但一项本地调查显示：
教师只有七成的工作时间（约33小时）用在与教学相关的工作，例如授课、备课、拟考题和批改作业。
其余三成时间（约14小时）都花在非教学项目，包括行政事务、课外活动、学习营、带学生看国民教育演出，以及联系家长等。
如今还要教师充当辅导员和“心理健康大使”，实在是强人所难。
教育部长陈振声曾在2021年宣布，未来几年将委任1000多名教师辅导员，并提升所有教师在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培训，以更有效地辅助有需要的学生。
这些教师辅导员必须接受额外培训，因此教学工作量会相对减少。
或许是红蚂蚁多虑了：
万一学生有任何“疑难杂症”都找教师，在情感上对教师过度依赖，产生仰慕之情，甚至发展成师生恋，校方要如何确保教师不会违背职业操守，做出越界行为？
在红蚂蚁看来，帮助学生解决私人问题的“重任”，还是留给家长或驻校辅导员吧。
（虽然很多时候家长本身也可能是孩子的压力来源……）
或许教育部可以考虑，让每名学生做例常体检时“顺便”与辅导员面谈。这样就能发现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及时伸出援手。
若真的请不到辅导员，或许可以动员受过心理健康培训的大学生，定期为中小学生提供辅导。以同辈身份展开对话，或许效果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