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起飞的时代，四大一线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一个是金融枢纽、一个是首都、一个是科技中心、一个是出口重镇，无疑是最意气风发的代表。
但随着中国经济陷入阴霾，房市崩盘，这几个曾经的经济火车头似乎成了“拖油瓶”。
餐厅和购物商场的人潮稀稀落落，民众消费降级，以北上广深为首的一二线城市在消费增速方面，相较其他三四线城市逊色不少。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简称“社零总额”）虽同比小幅增长3.7%，但四大一线城市的表现却显著低于全国平均。
深圳仅上涨1%，广州持平，北京和上海则分别下降0.3%和2.3%。
反之，三四线城市的增速平均达4.76%，高于全国均值。
例如，位于浙江省的绍兴市就达到了8.7%增速的亮眼成绩。
数据透露的信号，是北上广深消费者的腰带依旧勒得很紧。
这对急欲推动国内消费增长，试图重振疲软经济的北京当局不是好消息。
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明年上台后，可能对中国商品加重关税，若国内消费情况仍不见起色，中国经济恐怕只会更加风雨飘摇。
一二线大城光环不再的两大因素
首先，经济下行的整体大环境，让消费者的心态产生了变化。
过去经济向好时期，一二线城市的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充满信心，自然非常乐意消费，有时甚至借助信贷方式消费也在所不惜。
但好景不再，如今债务压力升高，经济前景不明朗，也让上海等大城市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减弱，这份“敢敢消费”的信心早已不复存在。
根据统计，中国今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5.4%，但一二线城市增速为低于全国均值的4.75%，三四线城市增速则达到5.77%，高于全国平均。
这种心态也反映在消费者的乐观情绪。
国际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不同地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有所落差。
在三四线城市，对经济乐观的居民比例达82%，但一、二线城市却只有74%。
其次，中国房市崩盘的打击，对一二线城市居民尤为沉重。
以中国居民杠杆率（即债务与可支配收入比例）来看，一二线城市的居民杠杆率达到近74%，而三四线城市的居民杠杆率则仅接近56%，两者差距不小。
由于房屋贷款占收入比例较小，三四线城市居民受房市崩盘的冲击相对较轻，这也让他们能更有余裕保持消费力。
概括来说，三四线城市的“一低两小”，即生活成本低、债务压力小，以及工作压力小，让它们成了“中国的希望”。
中国一二线城市就业压力大，内卷严重，导致年轻人倾向前往那些生活成本较低，工作压力较小，方方面面都比北上广深来得“松弛”的城市发展。
这既带动了三四线城市的产业发展，包括高端科技行业的升级，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消费活力。
除了餐厅和购物商场迎来消费人潮，三四线城市在大件商品，如电动车的销量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单。
有分析指出，一些新近的服务和品牌虽然会先在一二线城市插旗登陆，再逐渐延伸至较小的城市，但一二线城市的市场往往更容易陷入饱和，相较之下，在三四线城市的扩张速度更快。
例如，拥有肯德基（KFC）特许经营权的中国餐饮集团百胜中国有意于2026年前，在中国扩增数千家门店，其中就有超过半数准备开在较小城市。
这显示中国的利益分配模式似乎正在改变，北上广深在经济上的领头地位或将面对一些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