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上周公布的“2023年IMD世界人才排名”榜单中，新加坡排名第八，是亚洲经济体之首。
由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等机构去年发布的《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中，新加坡更是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瑞士。
我们可以保守地说，人才是新加坡最重要的资产之一，我国的优秀人才不输其他经济体。
但这样的优势，却似乎没有兑现成新加坡人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吃重角色的成果。
太少新加坡人在全球企业担任首席执行官（CEO）这类高级管理职，几乎是业界人士和专家共同的看法。
获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支持、至今已成立一周年的新加坡领导网络（Singapore Leaders Network，简称SGLN）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目的是为了协助新加坡商业领袖走向全球，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
再换个白话一点的说法，就是让更多新加坡人坐上全球企业的CEO位子。
不少本地知名企业家和商界人士，也针对新加坡CEO过少提出过看法。
众人说法或有些许差异，却也异口同声，基本上可以归纳于几个新加坡商业人才常存在的短板。
不愿意脱离舒适圈
透过外派累积海外实务，是在跨国企业中攀上担负更重要职责的必备履历。
但新加坡的成功与安逸，却也让不少优秀的新加坡人才为此不愿意脱离舒适圈。
新加坡的薪资水平位即使放眼全球，也属名列前茅，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样也是不可多得。
钱多，还离家近，何乐而不为？
外派到国外历练，实在没有太大诱因。
一些人也难免担心，接下海外职务，可能导致家庭生活面临挑战，尤其是膝下有子的家庭更得担心外派职务结束后，孩子回到新加坡将难以重新融入本地教育体系。
因此，即使再优秀的人才，也情愿留在本地继续发展职涯，却也因此缺乏海外历练，失去在国际舞台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而影响人们在汲取海外经验一事上裹足不前的，亦可归咎于新加坡人骨子里特有的一种DNA。
怕输DNA
怕输（Kiasu）是非常具有新加坡特色的词汇。
它可能代表的意义，包括了因害怕输给别人，而事事争先恐后，有时也有贪小便宜的意思，甚至是指涉某些人处于过度准备或要求过高的状态。
但放在新加坡人较少成为全球性CEO这件事的脉络来说，“怕输”则更多有着“害怕风险，不敢参与竞争”之意。
趋吉避凶的心态乃人之常情，但看在“恨铁不成钢”的商界人士眼里，新加坡人这种特有的怕输DNA，限缩了国人在全球企业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可能性。
新加坡从无到有的建国叙事深植人心，某种程度上也造就了这种怕输心态：
因为害怕失去，而不敢尝试。
这种过度权衡的行为模式，抑制了新加坡人站上国际舞台的潜力。
过于注重追求成果
成绩至上，成绩单的分数高于一切。
这是本地教育制度经常引人诟病的现象，但成年以后，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并未因此消散。
相对其他区域的同侪，新加坡人往往过于注重成果，却在经营关系上力有未逮。
据《海峡时报》报道，在“新加坡领导网络”成立一周年的活动上，悦榕控股（Banyan Tree Holdings）创办人兼执行主席何光平点出，新加坡人在领导风格中，对来自不同背景的下属缺乏足够的同理心。
这经常导致新加坡人在跨国企业角逐更高职位时较不受待见。
缺乏想象力
每当有人问及，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苹果创办人乔布斯这样充满想象力与远见的企业家，有没有可能诞生在新加坡时，答案往往不会有太多争议。
整体而言，外界对新加坡都有着不太鼓励创意及跳脱框架思考的印象。
政府行事采取家长式作风，人们不被鼓励对政策及条规展开质疑。教育制度则不鼓励学生跳脱框架思考。
亚太区供应链与物流公司Toll Group的首席人事官卡多佐（Vikram Cardozo）就直指，新加坡的环境是”安全、令人熟悉且容易预料的”。
但这也导致新加坡商业人才缺乏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因此无法在全球性高管职位中的角逐中处于更有利地位。
更多国人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百利无一害
在早前美国国会试图封杀社交媒体TikTok的听证会上，该公司的新加坡籍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让人眼前一亮。
而这样一位备受全球瞩目的商业人才，仔细爬梳其履历可以发现，他正好避开了新加坡人难以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佼佼者的“通病”。
拥有更多商界领袖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有助于新加坡进一步深化在全球的金融与商业地位。
如何克服新加坡“天生”的短板，在国际舞台上创造更多“周受资”，势必会是接下来几年持续被拿来讨论的课题。
从另一角度看，这对新加坡的政治风貌也将会有正面影响。每六年一度的总统选举门槛极其严格，至今为止几乎都由公家部门出身的人选脱颖而出，但如果未来能出现更多国际上享负盛名的新加坡企业家，新加坡选民自然能有更多元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