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每当临近参选门槛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总统选举，坊间往往会开始猜测，有哪些符合资格的人可能跳出来参选。
挑出那些可能透过公共部门资历参选的人选并不难，但在私人界部分，“必须担任过股东权益三年平均超过5亿元私企的最高执行职位”这一条件，似乎让这方面的名单，稍显单薄。
就连日前公告有意参选的新加坡企业家吴振华，最后能否如愿取得参选资格，都还是未知数。
既要是新加坡人，又得符合担任大公司最高管理职位的条件，符合这些资格的人究竟多不多，一直是热议话题。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日前在国会公布了一组数据，看似解答了这个问题，却也衍生出其他疑问：
截至去年底，股东权益超过5亿新元，且有向会计与企业管制局（ACRA）登记总裁或董事经理信息的413家企业之中，大约有40%或165家由新加坡人担任总裁或董事经理。
40%，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必须留意的是，413家企业只是本地大公司的冰山一角。
根据教育部长陈振声今年5月在国会提供的另一组数据，本地有超过1200家股东权益达到5亿元或以上的企业。
换句话说，上面所提到的413家企业，只是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本地营运的大企业中，由新加坡人担任总裁或董事经理的公司比例，可能更高，亦可能更低。
既然官方数据无法提供全貌，业界人士的观察或许就是现阶段比较具有参考价值的指标了。他们的看法几乎大同小异：
新加坡籍CEO的人数太少，而不是太多。
2019年，时任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局长庄凯峰曾投书媒体谈论：为何没有出现更多新加坡籍CEO？
他在文中指出，新加坡或许能以人口基数较小，解释新加坡籍CEO为何人数少，但这套理论却无法解释，人口和我们处于差不多水平的瑞士及马来西亚华裔，为何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趋势，他们有更多人在跨国企业中担任高管。
时隔三年多，另一位圈中人士也提出类似担忧。
新加坡知名企业家，曾担任过麦当劳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的曾启山近日在本地媒体一篇题为《新加坡人是否因待在舒适圈里而渐失优势》（Are Singaporeans losing their competitive edge by staying within their comfort zones?）的投书中抛出直球，问了一道尖锐问题：
“新加坡对企业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区域枢纽，超过3万7000家跨国公司在本地设立区域总部，但有个问题始终存在：为什么没有更多新加坡人领导这些公司？”
“离不开舒适圈”，是曾启山认为新加坡籍CEO人数低迷的最大原因。在他看来，缺乏外派经验，没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让在学术及语言能力方面明明表现杰出的新加坡人，无法在职业生涯中，更上一层楼。
这样的舒适圈，往往和收入及家庭有关。
曾启山在文中提到，新加坡的薪资水平位居亚洲前列，国人的中位数年收入在6万新元左右，折合成美元则大约为4万4000美元。
这样的年收入水平比本区域另外两个先进国家日本（4万2000美元）和韩国（3万5400美元）还高，更是远远抛离了另外两个东南亚邻国马来西亚（1万7000美元）及印度尼西亚（9600美元）。
换句话说，接下海外职务对新加坡人而言，没有太大的金钱诱因。
“在家里舒舒服服的，何必出国工作自讨苦吃？”
另一个让国人不愿外派的因素则是家庭。
尤其是拥有小孩的家庭，更是挑战重重。家长往往担忧外派其他国家后，未来回国时小孩很可能无法有效融入新加坡的教育体系，进而影响了外派的意愿。
曾启山建议，新加坡政府应该在这方面着手，为这类外派海外的新加坡家庭提供更多支持。
无论如何，他也提醒，有志于此的新加坡人必须体认到，领导职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建议国人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尽可能获得更多元的经历，接触不同文化及不同技能
曾启山举了TikTok新加坡籍首席执行官周受资为例。
这位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舌战群儒，一炮而红的新加坡人在新加坡成长，完成国民服役后曾负笈英国及美国，毕业后又先后在美国、俄罗斯及中国等不同国家工作。
汇丰新加坡首席执行官黄继瑜也有类似际遇。
曾启山写道，黄继瑜是首位获委任领导汇丰新加坡的新加坡人。担下重任前，黄继瑜在近30年的职业生涯中也在泰国、中国、香港、英国等地留下了奋斗的足迹。
他还引述了黄继瑜曾说过的一段话：
“和来自不同国家及文化的人们工作，拓宽了我的视野，形塑了我的领导风格。”
二，胆大一些
他说，伟大的企业领导人都是无所畏惧且充满远见的，他们往往具备突出公司品牌的能力。因此，他认为一名好的企业领导人除了要能管理生意，了解公司的价值，同时也应确保这门生意，能以创意的方式呈现给股东及社会。
只有跳脱出仅把任务执行好的局限，勇敢挑战才有望成为一名更好的企业领袖。
三，眼光放长远些
最后，他也提到一名成功的企业领袖应具备远见，懂得放长线钓大鱼。
他认为，新加坡人往往过于注重成果，导致容易过于专注关键绩效指标（KPI）及年度预算这类短期目标。
网民：教育方式和大家长环境也有影响
曾启山的文章在社媒引发了一些讨论。
一些网民也认为，除了曾启山所提到的现象，教育方式也影响了国人在跨国企业担大任的契机。
他们说，新加坡教育制度不鼓励学生跳脱框架思考，也局限了他们的创意及组织能力，这对新加坡人在跨国企业接下更高职务是相对扣分的。
这样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或许会是一名好员工，却未必有能力担当更大的责任。
也有人将新加坡籍CEO不足的问题归咎于政府当局的“家长式”作风，当“人们不被鼓励质疑政策及条规”，往往就只能纸上谈兵，缺乏企业所需要的跳脱框架的思考。
另一派则质疑，过度依赖外来人才，导致本地人缺乏能累积经验的职位，相关训练机会不足。
说句玩笑话，如果本土CEO人数够多，在另一个平行时空下，很想投票的人们或许现在早已不必担心总统选举又再成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局”。
当外界都认为新加坡人已具备该有的硬实力，当本地已有顶尖高等教育，对英语这一通商语言的掌握能力也在本区域首屈一指，更别说本地设立据点的跨国公司多不胜数，这样的“主场优势”，没有变换成一定比例的新加坡籍企业领袖，确实值得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