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今日全球抗疫格局，大体上可以分为“清零派”与“共存派”两大主流。
去年冠病疫情暴发之初，大多数国家采取封城围堵病毒的策略，忍受封城的短暂痛苦，杜绝病毒的传染根源和途径，人们的生活就可以回归正常，新加坡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是，病毒变异出更多毒性更强的毒株之后，各国面对的对手已经不只一个，研发出来的疫苗对毒株的功效打了折扣。
新加坡政府一开始以为疫苗一面世，我国迅速达到群体接种的目标，就可以进入“疫后”的正常生活。岂知人算不如天算，单日破两千，每日出现死亡例，单靠群体接种疫苗无法再制造“清零”的奇迹。
无法清零它，只好与之共存。
欧洲国家先走上这条路，病例反弹，我们笑他们没有做好准备，新加坡会一步一步来。但是，病例的突增之快，出乎抗疫当局预料之外。新加坡也沦为为其他国家的负面例子。
于是乎，我们又听到新加坡应该再封城，重新搬出阻断措施的声音，这反映出人们的心情跟着疫情的上下而起伏不定。新的抗疫政策还未完全落实，就已经失去一些人的信心。
9月27日起，新加坡开始收紧社交聚会的限制，《海峡时报》对读者进行的网上调查显示，对眼下最新一轮的限制措施民间反应不一。
52%受访者认为“恰到好处”（just right），25%认为太过严厉，另23%认为太松。受调查对象是16岁以上人士，达1164人。
这项调查提出了一个选择题：新加坡应该采取清零政策或是与病毒共存？43%选择了两者混合方式，12%不确定，其余是两个选择各占一半。
48%的人认为政府的抗疫策略有一贯性，46%不以为然。
这些数据反映出，新加坡人对抗疫立场已开始分化，疫情突变，让人们不知所措。
潜在的危机是，政府抗疫政策逐渐失去人民强大的信任。这跟去年疫情暴发之初，尽管各行各业受到经济打击，全国上下一致支持政府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
另一方面，外界看新加坡的抗疫也有了更多负面评价。彭博社最近的一则报道说，新加坡的部长级抗疫工作小组出现了意见分歧，执政党干部甚至觉察党内出现不同抗疫路线的分裂。一方是主张收紧限制的财政部长黄循财，另一方是坚持开放的卫生部长王乙康。
同一则报道中也引述黄循财接受彭博社电视专访时的说法，否认执政党领导层在抗疫路线上出现分裂，抗疫决策是一致的决定。
无论如何，新加坡领导层因抗疫而分裂显然是更富有新闻卖点，在国际上更容易吸引眼球。
到目前为止，新加坡“与病毒共存”的路线保持不变，根据疫情而调整限制的或松或紧。
民间对超过上千的日增病例紧张兮兮，政府却估计可能日增5000。
最近的趋势发展显示，政府的估计已经算是保守，一下子说1000，一下子2000，到了2000，又说5000，病例上升不断“达标”，人民被搞到失魂落魄，民间意见可能进一步分歧。
领导层的疑似立场分裂会不会成为事实或是公开化，是我们所应该担心的。
新加坡“与病毒共存”路线的挫折似乎也反证“清零派”的路线正确。问题是，谁不想清零？能办得到吗？即使偶尔达到了，能够持久吗？新加坡、新西兰、以色列、香港等国和地区不是没有清零过。
边境封得了一时，封不了一世。因噎废食，死的人更多。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可以靠内需和内循环，长期清零，但也不可能一直无止尽的清零下去。
所以，清零是个伪命题，是“中国式的收紧”。容忍一定的公众感染是绝大多数国家可以追求的实际目标。
“共存”也是为形势所逼，不是要或不要的问题。
在上周末的记者会上，财政部长黄循财说，98%的病患属于无症状或轻微症状，染上冠病并不可怕，也不必感到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许多人迟早会感染到病毒”。
黄循财的话像是在给我们压惊，难怪这一轮疫情紧张，李显龙总理也没有出来发表全国讲话。关键还是在于八成人口接受了两剂疫苗的加持，这才是政府如此淡定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