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今年六月学校假期，一些新加坡学生仍忙着准备补习中心的模拟考试吗？
所有新加坡中小学都已从今年起取消年中考试，以减少学生备考的压力，但还是有家长因年终考试而忧心忡忡，为孩子报名校外的模拟考。
连李显龙总理也看不下去了，他上周出席一场教育优异奖颁奖典礼时提醒家长：
“一些学生可能会自行做考试练习，这么做虽然没有坏处，但不宜过度。学校会通过考试以外的评估方式，了解学生掌握了哪些内容，以及他们在哪些方面需要更多帮助。”
过去两年，类似的情况也在中国上演。
中国2021年7月推出“双减”政策，要求所有已注册的校外培训机构转型为非营利机构，是为了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和校外培训负担，以及家庭在补习费方面的支出。
当时，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和补习中心展开大裁员，表面上看似陷入停摆。
时隔两年，“补习黑市”却在中国悄悄崛起。
据彭博社报道，一些中国家长趁着暑假的补课旺季，靠着金钱和人脉聘请了私人家教，只为让孩子“赢在起跑点”。
有私人家教直言：
“只要中国高考制度不改变，校外补课永远会是个大市场。”
“地下补习”行事低调 玩起“躲猫猫”
尽管多次面临关门和罚款，以及地方政府的持续打压，来自深圳的补习中介杰克（化名）的生意仍络绎不绝。
他的联络簿上，满是渴望为孩子争取机会的家长名单。
杰克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刻意避免使用中文名字：
“我们已经被举报好几次了，但处罚很轻。这些稽查人员也有孩子，有的完成巡查后会再回来找我们，试图为自己的孩子找一个私人家教。”
杰克透露，现在的补习服务一般通过微信群组进行协调，而私人家教通常直接在家中或一些指定地点给学生上课。
这些家教有时也会租用不同场地，以免被发现违规。
匿名受访的工作人员自嘲，每逢周末都像在从事情报工作，与稽查人员“斗智斗勇”。
早上9点，他会在某栋大楼的13楼电梯间徘徊（其实是站岗）。
一旦发现疑似教育部稽查人员，就会立即通知私人家教，把学生和教材“藏起来”。
有的补习机构则租下一家咖啡厅做为“门面”。发现稽查人员时，老师就把教材收在外面的天台，与学生坐在厅里假装喝咖啡。
一些家长就在微博留言调侃，上个课搞得像在“玩游击战”，“跟地下党接头似的”。
学生人数少了 补习费用高了
为避免“穿帮”，许多补习机构也从小班教学改为一对一教学。学生人数减少了，补习费用却转嫁到家长身上。
两年前，一般的小班课或素质较高的线上课程，每小时学费约100人民币（约18新元）。
如今，一对一的面授补习费可达每小时400人民币（约72新元），比两年前高出三倍。
尤其在上海，一年的补习费可超过10万人民币（约1万8500新元）。
因此，“补习黑市”的主要客源还是条件较富裕、人脉较广的中上阶级家庭。
补习费翻倍，违背了“双减”政策的初衷，也加重了中产家庭的经济负担。
来自上海、育有三个孩子的林女士直言：
“我很怀疑为什么上海和深圳的家长要让孩子学习得这么疯狂，但既然大环境是这样，我也不得不让三个孩子补习。我不乐意看到这样的情况，但我必须这么做。”
虽然市场上仍有一些官方批准的大型线上补习课，收费也便宜得多，但林女士认为，这类课程的学生人数太多，孩子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指导。
治标不治本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单是上个季度，中国地方政府已对14万家补习机构展开调查，其中3000家被发现违法提供校外培训，500家被查封。
除了加大巡查力度，政府也鼓励民众举报在暑假期间开课的培训机构。
一些培训机构于是改在酒店或公寓内运营，标榜提供“非学科培训”，把数学课称为“思维课”，中文课称为“文学和语言学课”。
在广州从事金融业的冯姓家长受访时坦言，不论政府如何限制，家长总能找到方法让孩子继续补习。
“有需求就有供应，满足家长的需求是最容易赚钱的方式，任何政策都阻止不了。政府无法根除这种现象，只能让补习业变得更谨慎，或迫使它转型为另一种运作方式。”
外界看来高压的学习环境，其实早已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用钱换取教育资源的观念，在中国乃至亚洲社会，也已根深蒂固。
只要家长对教育的焦虑未减，市场对课外补习的需求仍然存在，中国的校外培训服务只会越加隐蔽、价格越推越高。
想要缓解这种焦虑，单靠规范补习业是远不足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