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新加坡行善运动推出“友善街坊奖”，向公众征集发生在组屋和邻里的暖心故事。活动于今年2月28日截止。
这项活动旨在透过得奖案例，鼓励更多新加坡人发挥甘榜精神，与来自不同背景的邻居互相帮助与照应。
尽管有些街坊能和睦共处、关系犹如一家人；但也有一些居民与邻居不太熟，最多只是在电梯里遇到时点头问候。还有一些情况更糟，因为多种原因无法“看对眼”，动辄就投诉左邻右里、甚至需要第三方帮忙调解。
不只新加坡致力于改善邻里关系，其他国家亦然。其中印度一些乡村地区，近来就以非一般的方式尝试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每天90分钟“强制”与邻居交流
这些城镇的领导意识到，村民渐渐足不出户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大部分人开始变得科技冷漠，宁可躲在家看电视滑手机，也不愿敞开大门与隔邻交谈。
最先察觉到问题的是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一个城镇瓦德加奥恩（Vadgaon）。
瓦德加奥恩村长维杰莫希特（Vijay Mohite）接受英国BBC访问时指出，疫情期间，村里的孩子需居家学习上网课，久而久之就相当依赖数码产品。
“然而，当他们回到学校上课时都习惯成自然，变得机不离手，返家后也紧盯电视荧幕。”
莫希特补充说，许多成人也花太多时间在数码产品上，以致不与其他人交流。
经讨论后，瓦德加奥恩村委会找到了遏制居民“数码成瘾”的方法：
去年8月中起，村里每晚7点会响起警笛声，通知村里每户家庭必须关掉电视和手机，暂停使用，直到8点30分警笛声再次响起时才能重启。
每天长达90分钟的“数码排毒”新措施，最初推出时并非人人都能接受。
村委会委员和村民代表必须挨家挨户，提醒居民关掉电视和手机，过了一段时间才在全村顺利落实。
哈拉施特拉邦的另一个城镇曼岗（Mangaon）也宣布，将从本周三（8日）起，要求全村居民遵循“数码排毒”的规则。
除了要鼓励更多邻里之间的互动，曼岗村委会也希望借此让孩子的学业更上一层楼，不会因数码科技而让学习进度受影响。
印度大部分的村庄住宅空间不大，无法为孩子另设一个书房。一家人住在同一屋檐下，难免会因手机和电视而分心。父母在旁追剧，无形中也影响了孩子温书的专注力。
曼岗村长（拉朱马格杜姆）告诉《南华早报》：
“家人之间没有和彼此谈天，孩子们无法专注地做功课，而人们在街上看到邻居时，也不会停下脚步与对方寒暄。”
有趣的是，该城镇还下达了多一项条例，让居民无法不乖乖就范：
村委会号称不强制居民加入“数码排毒”的行列，但如果某个家庭持续忽视号召，当局将会调高他们的房产税作为惩罚。
据报道，印度至今已有至少五个城镇，推行“数码排毒”计划。
印度城镇桑格利实施计划迄今已六个月，官方发言人认为确实有其成效。
“我们观察到，人们有更多对话的机会、镇上多了许多欢笑，家庭里也有更多接触和社交联系。”
“每当到了晚上7点（数码排毒的警笛声响起时），整体气氛变得十分热络，但却不如看电视和用手机一样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人们彼此的交流多了，也达成了计划的宗旨。”
新加坡人更倾向用数码科技建立邻里关系？
虽然还未有相关数据证实，但按照当地领导的看法，宣导“数码排毒”的成效似乎不错。
当然，某些地方政府采取增税、派代表四处巡逻等相对强硬手段，居民唯有听从指示；另一个能成功实行的关键是，这些城镇的人口都不多。
以瓦德加奥恩和桑格利为例，他们的总人口不超过1万5000人。
这些乡镇每天禁用手机一个多小时，加上能接触的对象也不多，要和左邻右舍熟络起来或许并非难事。
进一步思考，这项条例真能长久维持吗？
2020年一项研究显示，印度许多青少年和年轻人，因长期使用互联网而面对问题，包括心理压力、在成长过程中造成多方面困扰等。
另一边厢，如果把禁用数码科技的做法套用在新加坡，蚁粉认为能否对于强化邻里关系有所帮助？
建屋发展局在2018年曾进行每五年一次的“住户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发现，虽然居民之间打招呼、闲聊的比例小幅度下滑，但居民通过社交媒体或线上聊天室与邻居交流的比例，与2013年相比却显著上升。
这种互相照应的方式，在年轻一代新加坡人中较受欢迎。
比方说，当成功申请到预购组屋后，同一座居民会有人设立聊天群组，把所有居民都加入群里，作为互相更新资讯的平台，如预购组屋的工程进展、或一起团购家具、生活必需品等。
建屋局今年预料会再次进行同一项调查，不排除会有更多居民反映借用数码科技与邻共处的可行性。
有鉴于此，相比印度乡镇，要在新加坡这个相对较发达人口密集的城市国家里，以“数码排毒”的方法强制要求居民互动，未必行得通。
毕竟数码科技能用得好，还是能凝聚居民发挥甘榜精神。反之，对于那些原本就选择与邻居“零互动”的人，科技冷漠也许根本就不是问题症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