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昨天（15日）在面簿上批评执政党在政治上采取分化做法（divisive approach to politics）。
就是指政治上有双重标准啦。
毕丹星在这篇面簿“投诉文”中写道：
“这是位于勿洛蓄水池路第108座组屋旁的无障碍坡道，让我们等了好久好久。2012年该区居民首次向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提议兴建，到了今天下午，人民协会终于将坡道移交给市镇会，距离首次提议，整整隔了七年。”
就是这条看上去建造难度不算高的斜坡。
今天终于开放给居民使用。
虽然可以用了，不过毕丹星还是补了一句：市镇会还在等待完善相关文件，额外的管道改线工程也还没结束，但他们已经预先获得批准，可以将斜坡开放给居民使用。
兴建一条如此简单的斜坡都得等上七年？
“若是早点建成，不就能让更多乐龄人士、行动不便的人或是那些中风中正在康复中的人能够使用这项设施，从中获益吗？人民行动党是如何决定人民协会也必须在反对党管理的选区内运作的？反对党议员为社区所提出的其他建议，通常都被人协置之不理。”
不过这并不是毕丹星的投诉重点。他只是想借这个例子带出一个奇怪的现象：
新加坡政府每年虽然有拨款4000万新元给所有的市镇理事会来进行区内公共设施的提升工程，但明文规定议员们必须通过社区内的基层组织顾问来提交项目申请。
红蚂蚁上网咬了咬，新加坡目前有16个市镇理事会，如果平均分配，每个市镇会可以得到约250万元政府拨款。
这种安排在其他选区没什么问题，但在反对党议员管理的选区内，就形成一种“微妙的矛盾”。
阿星：行动党的安排明显在大选前开始拉票
管理市镇理事会的虽然是反对党议员，不过区内的基层组织顾问却是人民行动党党员，而且还是在大选中败给该区反对党议员的行动党候选人。
看出矛盾在哪儿了吗？
有网民将这种现象总结为：吃馅饼现象。
“简直开玩笑！……这样的系统绝对有问题，输给他人的那群人，还要站在一旁看着赢的那方如何吃下整个馅饼。非常新加坡！”
在毕丹星看来，这样的安排是在为输掉的行动党候选人留有后路。他们虽输掉大选，依然被安插为基层组织领袖，有权批准数额庞大的纳税人资金，因此得以与该区居民保持联系，可以说是“早在大选来临之前就开始拉票”。
这不是毕丹星第一次指行动党在政治上有双重标准。2015年大选时他也作出同样批评。
行动党才是促使新加坡成为政治分化社会的“大象”？
毕丹星在帖文中接下来说的两段话才是重点中的重点：
“当我们离大选越来越近，我经常听到第四代领导人提到社会分化（两极化）、政治失灵的危害性，并经常怪罪于社交媒体和其他原因。与此同时，第四代领导人也反复地呼吁大家一起创造更包容的社会、一起携手制定政策等等。但是第四代领导人是否敢于检视行动党在政治上采取的分化做法，或许才是“房子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促使新加坡成为政治分化的社会？”
“房子里的大象”指的就是一直存在、显而易见、却一直被人们忽视的问题。
毕丹星也在帖文中提到行动党在1981年安顺补选中败北时，时任总理吴作栋与第二代领导班子当时曾想过，将安顺区的民众俱乐部和基层组织的管理权，一并交由工人党议员惹耶勒南去管理，这样“才公平”。第二代领导班子当年的直觉虽没有错，最终还是被（年长议员）推翻了。
因此，这份“微妙的矛盾”就一直存在至今。
“这是行不通的。无论谁是执政党，谁是反对党，都行不通。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值得更好的（对待）。”
蔡荣良：早不说晚不说现在说就是在转移注意力
《联合早报》访问了阿裕尼集选区基层组织顾问蔡荣良，他也是2015年大选在阿裕尼集选区败选的人民行动党候选人之一。
对于毕丹星的批评，蔡荣良驳斥说：
“他是不是在试图分散人们对阿裕尼—后港市镇会官司裁决的注意力？我们应该关注真正的课题，即市镇会理事的诚信。”
蔡荣良质疑毕丹星早不说晚不说，偏偏在阿裕尼—后港市镇会官司裁决出来几天后，作出这样的批评，不就是想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吗？
蔡荣良也否认该斜坡工程延误了七年。不过他坦言，承包商在建造该坡道时，因为需要移动一些现有设施，确实稍有延误。
“如毕丹星所说，当局每年拨款4000万元，我们只有这么多的钱，所以只能选择用在最紧迫和最需要的地方。如果是为了居民的利益，基层组织为何要妨碍？”
反方代表批评正方持双重标准而且玩臭提前拉选票，是“房子里的大象”。正方代表则指反方混淆视听企图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这会不会就是“五年之痒”的一种症状，每逢大选前都会发作一次？
有住在义顺中邦的居民指出，七年算什么，已经算快了。在行动党管理的义顺5道，他住家隔壁的那座政府组屋，足足隔了23年才开始为残疾人士兴建另一条斜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