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邻国马来西亚前首相夫妇出庭那么戏剧性，但对于政治沉闷的“小红点”国度来说，几名反对党议员出席庭讯，已经是很有看头的大戏了。
本年度最具爆炸性 的“市镇会提告市镇会理事”官司今早开打。工人党三巨头刘程强、林瑞莲和毕丹星将上庭抗辩，证明身为工人党所管辖的集选区市镇理事会理事，他们并没有违反“受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也没有涉及“财务管理不当”的行为，一切是出于善意和照顾居民利益的。
诉方：刘程强林瑞莲自肥“自己人” 害居民沦为受害人
综合《联合晚报》、《新明日报》报道，诉方今早指责刘程强与林瑞莲只考虑政治利益，不诚实地安排“自己人”管理市镇会，让后港、阿裕尼和榜鹅东居民沦为受害人，榨取他们的血汗钱，不当行为也可导致居民房产价值“缩水”。市镇会被指极缺监管与制衡机制，以致面对利益冲突的侯文芳和卢仲明几乎任意自肥。
刘程强林瑞莲也被指“意图不当”(improper purposes)，逃避现实。
（这样的指控听来严重，一下说房产价值会跌，一下又说选民成了“受害人”。）
阿莲阿强阿星三人是否能够从泥沼中脱身，洗不洗得清“不诚实”的指控，备受外界关注。因为官司结果将直接冲击工人党在来届大选举中的选情，甚至给新加坡政坛造成深远的影响。对工人党而言，短期最直接的冲击是，刘、林、毕因无法偿还赔偿，宣告破产而失去下届角逐大选的资格。
“市镇会提告市镇会理事”这10个字有点绕，红蚂蚁把它给拉直一点，让你快速理解这起延烧四五年、横跨一届选举的纷争是这么一回事。
大戏要角：
高庭法官：加南拉美斯 （Kannan Ramesh）
诉方（八造）：
1、阿裕尼—后港市镇会（AHTC）
领军律师：陈明安律师（旭龄及穆律师事务所）
2、白沙—榜鹅市镇会（PRPTC）
领军律师：文达星高级律师（德尊律师事务所）
“工人党告工人党”？
阿裕尼—后港市镇会所委任的独立委员会去年7月以市镇会名义入禀高庭。这个委员会的头头是高级律师菲立·惹耶勒南（Philip Jeyaretnam），他也是工人党已故前秘书长惹耶勒南（J. B. Jeyaretnam）的儿子。是历史宿命还是巧合？竟出现“工人党告工人党”的局面。
辩方：
1、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市镇会副主席（2015年10月至今）、市镇会前主席（2011年6月至2015年8月）
2、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市镇会前副主席（2011年6月-2013年7月）。据报报道，刘程强预料在本月15日上庭供证。
3、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市镇会主席 （2015年10月至今）、市镇会副主席（2012年8月-2015年8月）
4、阿裕尼—后港市镇会理事蔡誌泓
5、阿裕尼—后港市镇会理事符策涫
领军律师：CR拉惹高级律师（Tan Rajah & Cheah律师事务所）
6、阿裕尼—后港市镇会理事市镇会前管理代理公司FM Solutions and Services（FMSS）
7、FMSS负责人侯文芳
8、侯文芳已故丈夫卢仲明的遗产代理人
领军律师：莱斯利·钠多律师（Netto & Magin律师事务所）
四组律师团队共出动二十多名律师，都是由知名律师领军。
审讯日期：10月5日至11月20日 （23天）
民事诉讼之三大指控：
*刘程强等人被指违反受托和应尽责任（fiduciary duties），遭索偿超过3370万元款项。
*林瑞莲、毕丹星、蔡誌泓和符策涫被指应为10个建筑项目的将近280万元损失负责，因为没有选用最低标价者。
*刘程强与林瑞莲在市镇会设置的机制有问题。FMSS负责人侯文芳与丈夫（这对夫妇是工人党支持者，也就是诉方指的“自己人”）也是市镇会副秘书与秘书，结果出现“自己批准自己收钱”（ownself pay ownself）的情况。
这也是诉讼案重点之一：工人党是不是没有采取利益规避，让“自己人”获益？
是什么导致刘程强等人面对上述指控呢？故事要从2011年那场工人党历史性的阿裕尼集选区胜仗说起……（知道的蚁粉可以直接跳过）
事件簿：
2011年：
工人党夺下阿裕尼集选区，接手管理阿裕尼—后港市镇会。工人党没有公开招标，就将阿裕尼市镇会原先的管理代理公司CPG换成FMSS。
按刘程强的说法，工人党决定更换管理代理及不公开招标是因为时间紧迫加上管理代理不能"事二主"的政治考量，而且阿裕尼市镇会原先的管理代理公司CPG在工人党接手后也表示希望尽快解除合约义务。
2012年：
工人党开始就管理代理公司进行招标，只有FMSS投标。
2013年：
工人党在补选中赢得榜鹅东区，组成AHPETC共同管理。
2014年：
在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会的独立审计师连续两年对市镇会财务报告提出"无法表示意见"（Disclaimer of Opinion）的结论，及市镇会财务情况出现恶化迹象后，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应时任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要求，指示审计总长审计AHPETC的2012-13财年财务报告。
2015年：
2月：市镇会财务报告因连续两年亮红灯而拉响警报，政府启动一系列程序委任独立会计事务所审查账目。
9月：人民行动党夺回榜鹅东区，AHPETC变回AHTC。
2016年：
1月：三司裁定AHTC须在两周内，委任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做为独立会计师。
3月：AHTC正式委任会计事务所KPMG为独立会计师。
10月：KPMG发表审计报告，指AHTC整体监管环境有多处疏漏，理事个人或集体有不正当付款，造成几百万元的公款使用不当。
2017年：
2月：AHTC委任由高级律师菲立·惹耶勒南（Philip Jeyaretnam）领导的三人独立委员会。
7月：独立委员会发起民事诉讼，指市镇会理事没有履行应尽的受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市镇会与FMSS之间有利益冲突和不当付款，总额达3370万元。
9月：白沙—榜鹅市镇会就榜鹅东账目问题发起相似诉讼。
由于性质相同，高庭联合审理两起官司。
四大问题待理清：
- 刘程强等市镇会理事是否失职？
- 有没有妥善监管市镇会资产？
- 市镇会理职员与FMSS之间有没有利益冲突？
- 损失与赔偿金额多少？
要阿强阿莲赔126万？
据《联合晚报》今天报道，市镇会列出三项赔偿选项，要求法庭若判市镇会胜诉，就采取其中一个选项，谕令刘程强与林瑞莲做出相关赔偿。其中一项是要刘林两人赔偿126万1773元。，也就是为“炒掉”CPG，选用收费较高的FMSS，因做出两者收费差额的赔偿。
对工人党最糟情况：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如果刘程强等人最终败诉，在最糟情况下可能因无法偿还市镇会巨款而宣告破产，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在大选中角逐议席。若案件结果造成民意转向，反对党的衣钵（mantle）将传到另一家反对党，到时得益者可能会是民主党。（联合早报、联合晚报）
案件下判时间点：
官司估计还要拖上一段时间才会尘埃落定，那会不会就拖到下届大选来临的几个月呢？如果是，而判决又不利于工人党几名大咖，那极可能冲击工人党选情。但工人党议员估计会提出上诉，案件可能拖到下届大选（假设明年举行）后才了结。
选民怎么看：
官司给选民或网民留下什么观感，才是最大关键。2015年大选中，工人党在阿裕尼集选区的得票率下降，从2011年54.72%跌至50.96%，是一个初步警讯。
在这场历时近两个月的审讯过程中，会丟出什么内容和细节，估计不是每个选民都会一一去了解，特别是一些法律用语和术语，没多少人能搞懂。但选民的观感很可能受媒体报道、网络舆论、社交媒体平台的贴文影响。
当然，也看工人党议员如何为自己辩解和脱围，可以通过庭上抗辩证明自己是本着为市镇会谋求最大利益行事，也不排除反过来塑造成“政治事件”中“被打压的对象”。为了给自己发声，刘程强、林瑞莲和毕丹星三人已经开设一个叫做“In Good Faith”的网站，并把律师的开场陈述挂上去。
说文解字：怎么理解三大指控？
*没有履行应尽的“受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
说白了就是没有妥善监管市镇会资产，没有为市镇会寻求最大利益。
怕蚁粉不好理解，红蚂蚁为你列出似曾相似又不完全雷同的例子：
2008年，八个由行动党管理的市镇会因投资出问题的金融结构产品，一下子亏掉1600万元。当然，这个数目比工人党议员面对的3370万索偿要少一半。
*没有选用最低标价者
不完全雷同的例子：据《联合早报》今年7月报道，审计署公布公共部门年度审计长报告指，教育部约65%被查的更改合同未经批准就施工，教育部也没有妥善记录工程更动，结果多支付了约15万4900元。审计署也发现国防部在长达六年时间向铲草服务承包商多支付约20万元费用，占支付款额的约27%。人协有13个基层组织没有取得正式批准就进行25个总值62万元的采购合同和订单。
（损害广大纳税人利益？）
*设置有问题的机制
似曾相似的例子：宏茂桥集选区市镇会前总经理黄志明，被控收受承包商10万7000余元的贿款（包括上夜总会夜夜笙歌及包养情妇的花费），作为向承包商发出11项总值数百万元邻里翻新工程的交易。
Hrmm...这个不是ownself pay ownself，但听起来好像还更严重。
“市镇会提告市镇会理事”的长篇大戏今天播出第一集，估计不到70集不下画（怎能输给延禧攻略？）有兴趣有耐心的选民/网民就拿好板凳等着看大结局吧，之后估计就是政治大戏登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