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女议员，为了一片用过被丢弃的卫生棉，今天在国会殿堂上交锋。
卫生棉这么私密民生的问题，当然是由经常为民请命的“花姐”，义顺集选区议员李美花大大咧咧地在国会上提出来。对了，她好像沉寂了一段时间，已经很久没有在国会上作出“出位”的言语了。
交锋自然需要对手，见招拆招的就是环境与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瑄博士。
花姐今早在国会复会时以一贯激动的语气向许连瑄抛出了好几个关于缉拿垃圾虫的问题。
她首先质疑国家环境局的监察摄像机效用不大。明明录像了，可是稽查员却没有定期查看区内的闭路电视录像，成何体统？有时甚至需要她提醒才会去查看，也难怪无法成功抓到区内的垃圾虫，尤其是那名在义顺区内频频抛掷肮脏卫生棉的“惯犯”。
李美花说：
“高楼丢弃用过的卫生棉，这个问题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为何到了今时今日还没有解决？那是因为环境局每次只安装了几天的闭路电视！”
花姐半幽默地说：
“如果当局有针对性以及决心去缉拿肇事者，我相信一定抓得到的。难道我们要等到肇事者更年期（停经后），这个问题自动‘消失’不成？”
花姐一开口就有笑料，真是名不虚传，国会上的议员都忍不住哄堂大笑（也有不少男士是尴尬地笑）。
许连碹对此一一驳回。
首先，她丢出数据证明环境局的监察摄像机是能起到作用的。她说：自采用监察摄像机寻找垃圾虫以来，成功缉拿垃圾虫的次数已从2011年的大约10次大大增加至去年的超过1200次，成功率提升了120倍以上。（怪只怪她没有给出义顺区的成功取缔率）
许连碹说，监察摄像机的成效，也取决于举报者所提供的信息质量。
例如，针对李美花所提到的义顺某座组屋的高楼抛卫生棉案例，当局仅仅只收到一张拍到掉在地上的卫生棉照片，没有其他信息，例如哪座组屋、哪层楼丢下来的。由于组屋的楼层很高，监察摄像机的拍摄范围是有限制，无法一次过拍到所有的楼层。
就像这个案子，当局虽然已经多次在那里部署监察摄像机，最后一次是在上个月（8月），依然还是无法抓到人。但当局会继续观察能够如何提升效率。
嗅到火药味了吗？
李美花听完了立即举手反驳，但却必须苦等另两名议员提问后，才轮到她站出来辩解与继续提问。
花姐喊冤说：“刚才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谈到，我只给了一张卫生棉的照片，如果这是你下属告诉你的，那并不是事实的全部。我还拍了整座组屋（有可能）在哪几层楼丢下来的照片。”
花姐接着说，
如果当局只部署五天的监察摄像机，“请问哪个女人是五天就来一次月经的？”
其实李美花过去几年都非常关心这个高楼抛掷用过的卫生棉的问题。在2015年，她也曾在国会上问过同样的问题，当时她指出，国家环境局一直抓不到她区内从高楼抛掷用过的卫生棉的居民，因为当局只安装了五天的闭路电视，“女人不是五天就来一次月经的”。
当时身为男士的环境及水源部长维文医生还微笑答说，当局今后在安装闭路电视时会考虑到妇女的生理期。看来过了四年，这名丢弃卫生棉的惯犯依然逍遥法外，闭路电视依然只监视五天，也难怪花姐一肚子火，对着许连碹发火。
同是义顺区议员的黄国光今早也加入花姐的阵营，把抓不到垃圾虫的矛头直指监察摄像机的成效不大。
他说，他的邻居几乎每天都会高楼丢烟蒂，他曾投诉过，环境局也在他的组屋附近部署了监察摄像机。不过因为监察摄像机的体积太大了，非常容易被人发现，因而该名邻居很聪明，在自己被监视的那几天都很乖，没有丢弃烟蒂，当局也因此没能成功抓到任何人。可是监察摄像机一撤走，该名邻居又故技重施，“垃圾虫”上身。
黄国光问道，
Hello，有没有可能用体积较小的监察摄像机？这样我们就不用等到肇事者更年期了。
许连碹当然不认同黄国光的想法。她重申，长期的解决方法是要改变垃圾虫的行为，加强公众的公共卫生意识，而不是抓到越多垃圾虫越好。
她说：
“如果一个人可以改过自新，为什么不好呢？如果肇事者看到监察摄像机，就不丢垃圾了，这已经是起到了很好的阻吓作用。”
她补充说，当局会继续寻找更适用的科技，去协助调查高楼抛物的案子。例如体积更小、画面更清晰、拥有更好的影片分析技术的监察摄像机。
红蚂蚁听了两人的交锋，心想：会不会是因为高楼抛掷卫生棉、丢烟蒂的案子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惯犯”迟迟没被抓到？不像那个不久前被高楼抛掷的玻璃瓶砸死的阿伯的离奇事故，很快就破了案。
许连碹在回答时指出，每一宗垃圾虫的报案，都需要10周至6个月时间来结案。环境局会根据案件的轻重缓急按顺序处理，毕竟当局管辖的范围有好几个，乱扔垃圾只是其中一项。光是去年，国家环境局就收到并处理了2万6000起乱丢垃圾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