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新加坡每一户、每一个社区，想象成一个死亡现场，我们会看到什么？
在日趋老龄化的社会，该如何面对死亡，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道公共政策难题。
卫生部长王乙康在去年的卫生部常年工作计划研讨会上透露：
77％的新加坡人希望在家过世，但真正如愿的只有26％。目前有超过六成的死亡病例在医院逝世。
卫生部的目标是在2027年之前，把在医院过世的病患比率从目前的61％降到51％。
要实现这个目标，或许没有想象中容易。
HCA慈怀护理医疗总监张保贤医生从事慈怀护理工作已超过20年。
他日前在《海峡时报》发表的文章中提到，越来越多病患希望在家过世，但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涉及许多利益相关者、考量因素和艰难的抉择。
“很多时候家属不懂得处理紧急状况，只好把病患送往医院。健康状况极差的病患也很难在家过世，因为他们需要专业护理。独居者或家中仅有年长伴侣的人，也不可能在临终阶段留在家里。”
病患的病情若迅速恶化，也可能打乱在家接受慈怀护理（palliative care）的计划。
慈怀护理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治疗，而是帮助临终病患控制疼痛，改善生活素质，同时鼓励他们直面死亡，过好剩下的每一天。
据张保贤观察，不同年龄层的病患，对逝世的环境持不同看法。
40岁以下的临终病患，多数是不敌癌症而病逝。比起在家过世，他们更想充分利用仅剩的时间，学习放下。
“年长病患似乎直觉知道自己的生命已接近尽头，无论如何都坚持要留在家里。他们不愿去医院，也是因为害怕再也回不了家。”
“我要回家了” 为临终病患完成最后心愿
冠病阻断措施期间，人们无法到医院陪伴临终的至亲，只能通过视讯与至亲告别。
这种令人心酸的情景，是疫情期间的无奈举措，但若有选择，一般人还是希望在熟悉的环境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卫生部数据显示：
过去五年，在社区接受慈怀护理的病患增加了三成，去年就有8800名绝症患者接受这类护理。
黄廷方综合医院去年10月推出试点计划“我要回家了”（IAmGoingHome），截至上个月已协助七名临终病患回家接受慈怀护理。
其中一人是83岁的洪先生。他去年11月在家睡觉时陷入昏迷，家属把他送往医院后，发现他的心脏曾一度骤停，后来通过心肺复苏术救活。
他的女儿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说，父亲在加护病房待了两天，仍未恢复意识，于是她决定完成父亲交代的最后心愿，把他接回家。
回家不到两小时，父亲就在他最爱的躺椅上离世了。
女儿受访时一度哽咽：
“比起在加护病房度过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把父亲接回家，对他和我们都是一大慰藉。”
黄廷方综合医院的护理团队坦言，最大的担忧是病患在回家途中，可能因少了生命维持系统而突然逝世。
考虑到这点，团队只能拔掉部分的管子，在救护车上继续为病患提供小剂量的药物和输氧。
医疗社工李海伦（译音）说，家属也必须做好心理准备迎接临终的至亲，而不是出于愧疚或感情用事，才把至亲接回家照顾。
“家属未必懂得如何在家提供临终护理，他们会担心万一在家出了什么差错，可能会自责一辈子。但他们更害怕至亲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们不在身边。”
即使有医生和护士定期登门探访，以及医院免费租借的病床和氧气浓缩器，家属和看护者还是必须接受培训，具备基本的护理知识。
若至亲最终在家过世，家属必须请医生登门检查。待医生确认死因后，注册官会自动注册死亡资料，并通知家属下载电子死亡证明。
有尊严的善终
家，对每个人的定义不尽相同。
对于长期住在疗养院的临终病患，疗养院就是他的家，职员就是他的家人。
一些疗养院住户向医生反映，如果有一天他们得了重病，他们希望继续在疗养院接受护理，直到最后一刻。
张保贤医生语重心长地说：
“人们常问我：什么是‘善终’（a good death）？”
他根据20多年的经验总结了三大要素：
没有病痛和受苦、能够为不可避免的情况做好准备、在家人陪伴下度过生命最后一刻。
慈怀护理设施近年有所增加，但是否赶得上人口老龄化的需求，值得关注。如何确保这类设施的收费是一般人负担得起的，也是重要一环。
王乙康强调，慈怀护理将是卫生部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之一，包括提高国人对慈怀护理和提前规划的意识，不再避讳讨论死亡。
在制定人口老龄化的相关政策上，政府也得把现有的思维从退休、养老和疗护，延伸至临终安排和殡葬需求，好让更多临终病患能如愿在家中安详过世。
不论是在家、医院或护理设施过世，最重要的是走得有尊严，不留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