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卫生部长王乙康在国会参与政府施政方针和各部门附录辩论时说，新加坡再过三年将成为超老龄化社会，即21％的人口会超过65岁，该比率预计到了2030年会增长至25％。
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人口的“老化”速度比欧美国家快许多，只用了19年就在2017年过渡至老龄化社会。
相较之下，美国的过渡期为69年，瑞典用了85年，法国则用了115年。
王乙康指出，政府会从五方面做好准备迎接超老龄化社会，让新加坡人无论老少都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看护者面对的压力不容忽视
年长国人的生活保障受重视固然是好事，但负责照顾他们的看护者长时间所面对的压力也不容忽视。
一项由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旗下的老龄化研究与教育中心展开的研究，两年多来深入了解和追踪278名看护者，今年3月公布调查结果。
这些受访者是家中的主要看护者，平均年龄62岁，负责照料的家人年龄为75岁或以上。
调查发现，四分之三的受访者为女性，而73％是年迈家人的孩子、女婿或媳妇；23％是另一半，其余则为兄弟姐妹或孙子孙女。
关键是，不少看护者不仅身体状况堪忧，有些也有患上心理疾病的征兆：
- 58％的看护者患有两种或更多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关节痛，以及糖尿病；
- 26％透露自己行动不便；
- 40％为自己的健康水平“打分”时，给出了一般（fair）或不佳（poor）的评级；
- 26％透露自己有抑郁症状。
忙工作又要忙看护，很难不累垮
尽管该研究并未具体分析，看护者患病是否与照顾家人有任何的直接关系，但深入思考，要花大量时间陪伴及妥善满足被看护者的日常所需，久而久之忽略了自己，或许也成了身心状况每况愈下的导因。
仔细推敲，调查的几项主要发现，都可被解读为是造成看护者压力的因素。
① 工作与看护责任难兼具？
从某种程度来看，照顾年长家人其实是一份“全职工作”，尤其是居家护理。
根据调查，看护者每周平均花33小时在看护工作上，几乎等同于一份全职工的时长；若以看护经验来计算，看护者平均已耗费10年照顾家人。
调查没有询问看护者的工作性质，或他们在哪一个领域就职，但与被照顾者不是夫妻关系的看护者中，有一半是工作人士。
照顾时间太长可能会让人疲累，一些看护者也许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休息补充体力。
从事全职工作的看护者中，只有近35％享有灵活工作安排，与疫情前的数据相比增幅不大。
与此同时，仅27％看护者的公司提供乐龄护理假期（Eldercare Leave），这一般上是每年休假权利以外给予多两天假期。
研究团队因此吁请政府，在所有工作场所推行乐龄护理假期制度，以让看护者更好地兼顾他们的多重责任。
② 连终身大事也得“牺牲”
在很多家庭里，如果看护者的子女都成家立业，那看护的责任可能会落在未婚孩子身上，更不用说是家中的独生子女。
调查揭露，三分之一的看护者从未结过婚。
两个月前，由卓越慈怀研究与教育中心委托第三方展开的调查也显示，单身看护者患上抑郁症的风险是已婚看护者的3.6倍。
③ 未接受正式训练，越看护越辛苦？
研究团队也在报告中特别点出，新加坡社会普遍对看护者训练课程及相关津贴的意识不高。
每四名看护者中就有一人坦言，他们是独自照顾家人，没有任何人从旁协助，而曾接受过专业看护者训练的受访者比率，更是低至5％。
“看护者培训津贴”是有关当局为看护者提供的一项援助计划，让他们每年可获200元参加获批准的培训课程，但也只有38％知道这项福利。
一个人照顾家人，又没接受过相关培训，甚至还得忙于工作，看护者需承受的多方面压力，长远而言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什么影响，其实不言而喻。
医生：年长者健康问题带来连环效应
一名家庭医生今天也投函《海峡时报》，针对新加坡老龄化人口及看护者的议题发表看法。
他认为，年长者所面对的问题，不只与健康有关，他们许多也属于“资产丰富但现金匮乏”（asset-rich but cash-poor）的一群，却又不能一直仰赖家中的后辈照顾他们。
他说，根据他的看诊经验，年长病患最怕遇到的情况，就是被证实患上失智症、帕金森症，或者中风等慢性疾病。
“当一个人患上这些疾病，他不仅需要全职看护者的照料，也需要有负担长期治疗的经济能力。他们的看护者，往往是另一半或近亲，倘若看护者本身的健康也跟着亮起红灯，那问题将变得更复杂。”
这名医生指出，为了解决年长病患及他们的看护者所面对的挑战，我国需要招募更多医护人员，如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和辅导员等，也得增建更多空间，提供机构护理设施，来满足持续增加的机构护理需求。
当年长者的健康亮起红灯时，不仅仅是出现了健康问题，也会环环相扣给年长者核心家庭与其大家庭，带来社会和财务方面的问题与挑战。
他担忧，新加坡还无法针对人口老龄化可能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与挑战作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