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钱，一般人第一反应肯定是多多益善。
去考试，分数要越高越好。
将这个道理套用到政治领域，一个政党，理论上也应期待赢得的议席越多越好，多到能上台当政府更是至高目标。
但本地主要反对党工人党没有如此远大的“抱负”，他们只求做个制衡政府的反对党就好。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今天（17日）又再重申了这个立场。
（没错，这并非工人党首次宣示这项立场，该党多年来已在不同场合复述过相关说法。）
让毕丹星旧事重提的，是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在《海峡时报》所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
在该篇题为《在黄副总理接棒之际为来届大选造势》（Creating forward momentum for next GE when DPM Wong is leader）的文章中，文末有句话提到：
“工人党表示他们会在来届大选倾向争取组成政府的策略。”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工人党有意在来届大选组成政府。
文章刊出后，毕丹星大动作在脸书贴文否认，强调工人党初心不变，只求制衡行动党，不求在来届大选取而代之上台执政。
“工人党这么多年来对选举议程一直都是公开透明的。我们的中期目标是确保至少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席不在行动党手中。”
“在我们看来，一个更平衡的政治体制符合新加坡的根本利益。”
“和许多新加坡人一样，工人党寻求的是政治体制的进化（evolution），而非革命（revolution）。”
用一句话来概括毕丹星的意思，大概就是：
没有哦，我们何时有这么说过，别把我们没说过的话塞进我们的嘴里哦！
“示弱”的工人党比较受欢迎？
毕丹星反应如此巨大，自有选举方面的考量：
一个只求低空飞过的工人党在选举中能拿到的票，会比一个“好高骛远”的工人党来得多。
人们只求制衡，不求政党轮替，新加坡选民，比大家想象中的还会算，也比大家想象的还理性。
2020年大选，反对党表现强劲，行动党多丢失一个集选区，让工人党合共拿下两个集选区和一个单选区，是行动党自建国以来表现最差的一次。
行动党61.24%的总得票率，也比2015年大选逊色不少，是有史以来第三差。
但根据选后众家分析，尽管票投反对党的选民比例增加，但他们的诉求主要仍是制衡行动党，而非寻求政党轮替。
我们可以据此推测，新加坡选民现阶段想要的，是一个制衡行动党政府的反对党，而不是直接上台当政府的反对党。
理性抉择
根据投票行为相关的理性选择理论，理性行动者会寻求最大化其最大效用，并最小化其最大潜在损失。
例如，在某个有A、B、C三个候选人的选举中，某位选民的心中排序是A>B>C。一旦发现最喜欢的候选人A无望当选，为了不浪费选票，理性的他会选择把票投给比较不那么讨厌的候选人B，以避免最讨厌的候选人C当选。
把这套情境套用到新加坡，假定某位新加坡人的投票意愿排序是：
【行动党执政，工人党制衡】> 【行动党执政，工人党无制衡】 > 【工人党执政】
情境1：
在工人党无法威胁行动党执政地位的情况下，他会放心把票投给工人党，以达到【行动党执政，工人党制衡】的目标。
情境2：
但若工人党看起来有可能威胁到行动党的执政地位，为了避免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工人党执政】发生，这位选民就有可能退而求其次，把原本打算投给工人党的票转投给行动党，以免自己那一票不小心促成政党轮替。
工人党现阶段的策略，无疑是希望在情境1下，将其得票最大化。
反之，一旦让选民误会工人党有意取代行动党执政，导致情境2发生，原本准备投工人党的选民因此动摇，为求保险起见，宁可投给行动党。如此一来工人党就有可能因小失大，反倒连基本盘也无法守住。
工人党持续“示弱”，坚称自己没有打算要政党轮替，为的就是避免第二种情况出现。
正如毕丹星在脸书贴文先打好的预防针：
“我预料新加坡人将会更常听到这类毫无根据，强加给工人党的野心和议程。”
“也许有种观点认为这种说辞将促使摇摆选民变得保守，并把票投给行动党。”
潜台词就是：
工人党没有打算执政，我们只打算制衡政府，请放心投给我们。
工人党坦言要成替代政党是强人所难
即将接任总理的黄循财2020年曾向工人党“下战帖”，要求后者别只对政府施政提出质疑，而须认真端出可行的替代政纲，供全民检视和讨论。
这在许多民主国家属于常态。
在野党往往会在选前端出完整的竞选宣言，全盘说明未来如有机会执政的施政方针，从外交、国防、经济再到教育政策，不一而足，有时就连税率这类细节也会详加说明。
英国更有所谓的影子内阁，在野党会根据政府各部门委派一名对应的影子部长，针对相关事项提出替代观点，有点为执政暖身的意味。日后一旦政党轮替，原本的在野党就能无缝接轨，不至于导致国家日常运作陷入混乱。
但工人党现阶段显然还未展现这样的架势，长期执政的行动党也经常利用这点来“提醒”选民，要他们小心投票日后醒来，发现执政的已经不是行动党。
黄循财当年挑战工人党提出替代方案，表面上看是要工人党“长进”点，成为有能力轮替执政的政党，实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选举策略，用于凸显工人党在执政方面的准备不足。
面对这类“战帖”，工人党的回应则是不断地“示弱”。
去年参与政府施政方针辩论时，毕丹星就重申，工人党不具备执政党的资源，既接触不了部长们可以接触的资料，也无法获得列为机密的数据，更没有公务员团队的支援，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工人党提出有意义的替代政纲，甚至是替代财政预算案，实在是强人所难。
理解了上述脉络，自然就不难想象工人党为何对文中一句“工人党倾向争取在来届大选执政”出现膝射反应。
撰写该文的许林珠博士事后在毕丹星脸书贴文下留言道歉，承认文章内容错误。
“我对任何让你感觉已经或即将导致你和你的政党命运受影响的文章内容感到抱歉。这绝对不是我这篇集中谈论行动党的文章的本意。”
《海峡时报》事后也修改了该文章的网页版，并作出更正说明。
无论如何，该篇文章虽一度让工人党“吃死猫”，从后续流量来看，这毋宁是工人党再次“示弱”争取选票的好机会，在“大选欲来风满楼”的情况下，再度擦亮了“工人党只是制衡政府的工人党，不是要当政府的工人党”的这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