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则国外新闻，让人看了有点大跌眼镜：
意大利最高上诉法院裁定，孙儿孙女没有探望祖父母的义务。上诉院还说，孙儿孙女的利益高于祖父母，不能把孙辈不接受的关系强加在他们的身上。
简单说就是：孙儿孙女不想去探望祖父母时，无人可以强迫得了他们。
这个判决源于当地一对祖父母因为与儿子与儿媳关系紧张，对方长期不让他们与孙子见面。这对祖父母于是在另一名儿子的帮助下，向少年法庭提出诉讼，要求孙子去探望他们。
在人权至上的西方国家，这类事件或许不会引发太多争议，但在东方社会，难以想像法院会通过这样的裁决。
尤其在提倡促进亲子关系的新加坡，从国家政策中就能看出，长辈在孙儿孙女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2015年8月，建屋发展局甚至推出近居购屋津贴，协助家庭购买靠近父母的组屋，目的是为了鼓励多代家庭比邻而居。
大家或许还记得，在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政府跨部门抗疫小组当时的其中一项防疫规定就是，国人不能每天把孩子寄放在父母家给他们照顾，以保护待在家中的年长国人避免接触病毒。可见本地祖父母们与儿孙辈关系之密切。
超过三成年长国人帮着顾孙
由此可见，新加坡的“grandparenting”（即祖父母照顾孙儿女）现象相当普遍。
早在11年前，保健促进局的数据就揭露，年满55岁的新加坡人中，约35%经常照顾孙儿女。
此外，四分之一育有12岁或以下的孩子的家庭，都仰赖祖父母为主要照顾者。
虽然目前未有相关数据，但相信那些由祖父母照顾的孙儿孙女，年龄应该介于刚出世不久至小学毕业前。
在一般情况下，请爷爷奶奶帮忙顾孙，离不开下列几个因素：
- 夫妻俩都得工作：新加坡统计局2021年的数据显示，本地双薪家庭从2010年的47.1%增至2020年的52.5%；“老婆要在家顾小孩”的守旧思想早已成为过去式。只有老公出外赚钱养家的家庭，从2010年的32.6%减至2020年的24.9%；
- 出于财务考量、家中腾不出多余空间容纳多一人等原因，选择不请女佣；
- 住家附近找不到合适的托儿所或费用难以负担得起，无法把孩子送去托婴服务中心或托儿所。
眼尖的蚁粉应该留意到了，上述第二和第三点都提到了费用问题。若是请祖父母帮忙，这些祖父母们多半会出于爱而不会推脱而且也不会收费，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有其经济效益。
既能促进祖孙情，又能让为人父母有更多“资源”来规划财务，祖父母顾孙似乎一举多得，利多于弊。
当义务渐渐成了责任
然而，即便接送孙子上下学、煮饭给他们吃是爷爷奶奶心甘情愿的，但为人父母还是应该懂得“适可而止”，避免把这份顾孙的义务视为理所当然。
《海峡时报》在一篇评论中就写了这么一句话：
把年长父母当成须承受无理要求又无需付费的帮手，为人父母者对于这样的指责可能会有所畏避，但内心深处却清楚知道，我们当中一些人可能把年长者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
之所以有人会觉得这些年长者在顾孙的义务中被“剥削”，主要是因他们往往都“无偿付出”。按理说，应该花些钱来回报与感激他们，但问题是，该给多少才算足够？
《海峡时报》在评论中指出，本地在职母亲可申请祖父母扣税回扣，每年多达3000元。当然，多少跑进自己的口袋，多少给了自己的父母，就因人而异。
根据育儿网站The Asian Parent，大部分爷爷奶奶若每个月收到600新元作为顾孙的“补贴”，应该就会觉得绰绰有余。也有些祖父母“意思意思”收到100新元，就已心满意足。
“顾孙费”着实难以定价，但也不能假设“谈钱伤感情”而任何表示都没有。
活到老顾到老？
也有另一派观点是：如果忙于顾孙，会否剥夺年长者成为活跃乐龄的机会？
明明可以善用时间学新技能、广交更多同龄朋友、或出国“吃风”，但为了帮忙孩子，退休生活的中心都围绕在孙子女的身上，“活到老学到老”演变成“活到老顾到老”。
《海峡时报》的评论就建议，一个更公平、避免沦为“免费帮佣”的解决方案，是让祖父母更坚定发表自己的立场，清楚表明他们顾孙的范围界限在哪里，涵盖哪些方面？
在这样的前提下，年长者方在顾孙的行列中，方能真正做到辅助角色。
此外，新加坡社会也面对老龄化问题，越来越多年长员工选择延迟退休年龄。
如果储存更多养老金是这些年长者的首要考量之一，那他们又该如何与照顾孙子女之间做出取舍？是不是得断然放弃自己的事业，全心全意顾孙？若是如此，上述谈到的“顾儿费”可能就更显重要。
先不论请年长父母帮忙照顾孙子是否“你情我愿”，夫妻是出于什么心态请父母帮忙，或许才是症结所在。
赚钱养家固然重要，但不应就此把育儿的责任转移给祖父母，只为了减轻自己亲自教育子女的重担。
正因为是“自己人”，才更应划清年长父母帮忙育儿的界限给予一些补偿，但应该如何处理却没有标准答案，因为这恰恰就是家庭关系中最深奥的一门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