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启动的露宿者伙伴援助网（PEERS Network），本周三（7月6日）在公共部门转型奖特别颁奖礼上，荣获“公共服务良好搭档奖”。
这个援助网络鲜为人知，它不在一般人的注意力范围内。它的援助对象是社会上一小群让人视而不见露宿街头的“街友”。
该援助网旗下有几个社区合作伙伴，它们又通过与其他组织的合作，设立更多社区安宿处（Safe Sound Sleeping Places），为街友提供一个可以安稳而卫生的过夜空间。
在阻断措施期，经营社区安宿处的组织增加五倍，至40多家。需求最高峰时，我国有43个社区安宿处，可容纳920名街友。
根据2019年的一项本地研究，我国有至少1000名街友，冠病疫情让问题浮上水面，因为许多原本在组屋底层或楼梯口栖身的街友在阻断措施期间进一步走投无路。求助者也包括在新马边境关闭后滞留我国的人，他们无法负担本地租金。
这个在疫情发生前成立的援助网络来得正是时候，突然暴发的疫情打破了不少人的饭碗，如原本在赌场工作的员工。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发言人说，自阻断措施期以来，社区安宿处已接触和帮助超过1300多名街友，包括之后转入过渡庇护所的人。
我国“居者有其屋”的组屋政策享誉全球，新加坡人再穷也不能没有栖身之所。表面上，本地看不到露宿街头族，这跟其他发达国家的大城市景观成了强烈对比。
如美国，天桥下，公园里，都有长期住客。
日本的街友除了借宿公园之外，不少商店街，尤其百货公司前的走廊上，入夜便有人到来铺纸皮借住。他们安分守己，不弄脏环境，也不会骚扰过路人，因此，也不被驱赶。
不欢迎露宿者的商铺还是有的，它们会在店外贴上不准门前露宿的告示。
美国、日本的大城市，对街友相对宽容。它们也有一些福利组织为街友伸出援手，似乎显示出温情在人间，但这类现象的长期存在，也突显社会问题的一面。
一些人沦落大城市，白天只能打些零工，晚上把街头、公园当家的现象，社会上习以为常，把他们的存在视为城市化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个城市的发展与露宿街头现象共存，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权者对问题的关心不足或是束手无策。
日本社会多年来存在数目不小的露宿者，讽刺的是，日本人寿命越长，露宿街头的问题越严重，街头露宿者以年长者为主。
长寿给社会中经济能力较弱的一群人的晚年变得更加潦倒不堪，他们失去儿女的照顾，或是无颜回到乡下，街头成了最后的归属。
新加坡是个城市化小国，街友的偶尔出现，有碍观瞻，尤其是在组屋底层或楼梯口，还给人增添一分不安全感。
所以，新加坡人一般上以异样眼光看待街友，看到有人在组屋底层，或是走廊过夜，马上向市镇理事会投诉，市镇会若没有即刻行动便会在网上被人好好修理一番。
社会的老龄化是无可挽回的趋势，除非新加坡人的生育率能够显著提高，但这近乎天方夜谭。
那么，新加坡会不会步日本的后尘，老年人口越多，露宿街头的人也越多？
给露宿者的援助网络不断扩大，更多社区安宿处的出现，是个好现象，表示社会对弱势者的关注。
但这也是个不好现象。这即意味着，相关问题的严重化，值得深入研究其深层因素。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儒家对社会发展的期望放在今天的时代更是有它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