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政府现在有个共同点：它们的政策都在向左转。
这里的“左”，说的是左倾政策，不但要做大经济蛋糕，更要把蛋糕分配得更平均，不能只让少数人吃到饱饱，多数人所得越来越少。
在世界各地，贫富差距都日益加大，阶层间的代际流动则越来越弱，穷人越来越难出人头地，富人地位则稳如山。在任何社会，这都是计时炸弹，社会动乱难以避免。
于是，重新分配蛋糕是首要任务。
各地扶贫计划名堂不同，手段各异。有趣的是，在美国和中国，它们的宏图大计都很有劫富济贫的味道。
拜登提出万亿美元社会福利配套，要在教育、医药和公共设施方面，帮助底层民众分享国家财富。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对此，拜登一再说，向大企业和大富豪抽更重的税就得了。
在中国，“共同富裕”这个口号，已成了一大主旋律。习近平主席说，先富应该帮后富，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为此，过去半年，中国政府频频出手，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又打击垄断行为，整肃了好些大企业，律令它们不可剥削职工，还敦促它们分享财富。
一些局外人士说，这似乎是罗宾汉式的劫富济贫。
在新加坡，政府也天天说要缩减贫富差距，要帮助贫困家庭。但政府动起手来，谨慎斯文得多，没敢向富人动刀动枪。
它不劫富济贫，也不大搞福利，怕的是经济失去活力，蛋糕越做越小。
新加坡式的扶贫，重点在于提升教育和技能，确保“弱势”孩子不会输在起跑点，而且还有希望出人头地。
中国人有句话：“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新加坡政府说的就是这个。
就在日前，李显龙总理宣布了一项措施：
下来几年，100所中小学将有更多师资，为一万多名家庭条件欠佳的学生提供督导和课后辅助活动，为他们带来更全面的照顾。
李总理说，政府还注意到，疫情可能进一步加大贫富家庭的距离。贫困家庭可能买不起电脑，或负担不起高速的网络，家长也可能帮不了孩子的课业。这加起来，家庭条件差的孩子容易被抛在后头。因此，政府必须再加一把劲帮助这些孩子。
通过教育扶贫的好处是，这可扶持提升穷人，又不把富人硬拉下来。而且一技在身，或学有所成，人们就有自尊心，能够活得更实在。
不过，教育的成果，是经年累月的，不是直接看到好处，也未必人人都学有所成，而要将它转换成贫富差距的缩减，让人人认可，更是耗时耗力。
市井小民是否有耐心等待收成，而不会在收成之前就已经投下反对票。这是民选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