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最近宣布将推出一连串政策以提高低收入员工的工资，细节红蚂蚁已在这篇文章为蚁粉总结。
政府预计，未来两年将有94%，或26万7000名本地低收入员工的工资获得提升。
所谓低收入员工，指的是新加坡收入底层的20%群体，人数多达28万3000人。他们的收入仅是本地中位数的0.54倍。
和其他发达国家，如芬兰（0.77倍）、日本（0.75倍）、韩国（0.69倍）及美国（0.62倍）相比，我国低收入员工和全国中位数的差距明显更大。
低收入员工劳资政工作小组的报告指出，从2009年到2019年，低收入员工与全国薪金中位数的差距只有些微改善，与此同时全国薪金中位数却以每年约3%的速度增长。
显然，低收入员工薪金增长的速度跟不上全国其他群体的脚步。相关话题近日就在本地舆论圈引起热议。
“谁来掏钱（Who will pay）”？
提升低收入员工薪金的成本势必得从一些人的口袋里掏出。
总理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说，身为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献一份力，为我们喜欢的东西，例如泡泡茶或肉脞面多付一点钱。
商家恐怕会将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进而引起连锁反应，推高本地的物价水平。
本地媒体近日就开始报道，小贩中心的杂费及清洁费可能增加，肉脞面涨价的日子或许离我们不远了。
通讯及新闻部的一项调查发现，本地有39%的受访者愿意为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薪金，在平日消费时多付一些费用，另有42%受访者对此表示中立，显示多数国人尚未做好心甘情愿掏钱的准备。这是人的天性，无可置喙。
第一、我掏的钱能否进到低收入员工口袋？
进一步爬梳本地网民的言论，则可发现他们心中其实有另一层顾虑：
“即使我愿意付费，谁能保证这些钱一定会进到低收入员工的口袋里呢？”
让我们设想一个情境：
某商家每个月能售出5000份单价50元的商品，每份商品成本为40元，未扣除人事成本前的每月总盈利为5万元。
在新政策下，商家为了给低收入员工加薪，每个月多出5000元人事成本，他决定调涨商品售价，他的公告却是这样写的：
“为因应政府提高低收入员工的政策，本店商品将从原本的50元调涨至60元。”
这意味着每份商品的盈利将从原本的10元增至20元。前后结算下来，该商家未扣除人事成本前的每月总盈利爆增为10万元。
重点来了，商家的总盈利在涨价后足足多出5万元，但其中只有5000元是用来填补给低收入员工加薪的缺口，其余4万5000元非但没有帮助到低收入员工，反而还进到资本家的口袋。
当然，以上只是一个省略其他因素的简化情境，但如何避免提升低收入员工薪金的美意沦为图利资方，造成本地物价过度飙涨，且不合比例造成消费者的负担，势必是当局努力提高低收入员工薪金过程中须留心的部分。
同时也不要忘记，低收入员工也是本地经济市场中的消费者。如果生活成本在这个过程中水涨船高，超出了他们薪资增长的幅度，反倒会弄巧成拙，变相加深低收入员工的困境。
消费者多付的钱究竟有没有进到低收入员工的口袋，是相关政策是否具有成效的关键指标，当局必须确保提高低收入员工薪金不会沦为好心做坏事。
第二，对本地员工吸引力不高的行业何去何从？
规定聘用外籍员工的企业须支付本地雇员1400元月薪的政策，以及政府有意进一步收紧S准证及就业准证条例的宣布，也在本地商家引起两极反应。
在本地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不少商家认为影响不大，但也有部分例外。
一名投书《联合早报》交流站的民众在一篇题为《工等人的新加坡》投书中，申诉他在聘请本地员工下所面对的难题，尤其是难以让本地年轻人长期留在工作岗位上。
这类担忧其实不无道理。
根据人力部的《2020年劳动市场》报告，本地有近一半的低收入工友年龄在55岁以上，他们教育水平不高，同时大多数都从事行政人员、餐饮及零售业等行业。
新加坡人近年来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导致部分被视为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乏人问津（必须强调这类工作并不属于常被诟病是“外国人抢走本地人饭碗”的PMET职位）。
随着年纪偏高的老员工逐渐离开工作岗位，老板们如何在外籍员工政策日益收紧的情况下，填补足够的本地员工，将成为一大难题。
当局或许可在未来考虑将外籍员工条例依不同行业及不同岗位做更细致的划分。政府把普遍收入较高的金融服务业的就业准证门槛独立于其他行业，并设下更高的标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一方面，也应着手改善蓝领工作等工作岗位的外部形象及待遇，透过创造社会共识来提高本地年轻人投入相关领域的意愿，以避免陷入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循环。
为了拉近本地的收入差距，全体社会掏钱是难免的了。但如何尽可能缓解生活成本提升给全体国人带来的压力，以及确保整个社会所付出的成本能确实帮助到低收入群体，将决定这笔钱究竟掏得值不值得，会否心甘情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