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6日，榜鹅组屋区出现男邻居杀男邻居的新闻。43岁男子在组屋走廊杀死46岁男邻居，调查仍进行中，在未知动机前，男男凶杀案一般不是情杀案就是钱财纠纷，如果都不是，邻居之间能有什么深仇大恨？
新加坡邻里生活难道已经从疏离到越来越冷漠，然后恶化到彼此斤斤计较，然后越来越毒性（toxic）到要把对方杀死？
还好上述事件应该是个别事件。
眼尖网民扒出2008年与嫌凶同名者，时年30岁曾因精神分裂症杀害55岁亲叔叔被判入狱8年的旧闻。年龄和名字都对上，如果属实，精神病患者造成家庭悲剧还不止，还演变成社会事件，但是这不是今天的主题。
近来，组屋邻里的纠纷确实层出不穷，理由越来越奇葩，闻所未闻。这可能揭露生活空间被疫情压缩和卷缩在家中对周围环境的敏感度提高、以致于对邻居频频投诉，最终得出动建屋局或警方出面调解。
其中一个奇葩理由是：不能忍受邻居做饭时飘来的饭菜香，于是通过有关当局协商限制对方做饭时间。其他还包括，追踪和明确记录邻里发出的嘈杂声以及在家吸烟飘出二手烟的时间等等。
当我们看到这些新闻，可能心里会疑惑，到底哪些行为才是逾越社会规范，哪些才是可以被接受？要忍受多少才算合理？当我们看到别人家的事件，感觉不可思议，会不会有一天也发生在我们身上，成为“地狱来的邻居”？
邻里纠纷再少数还是存在
我也曾经一度变成“魔鬼邻居”去敲隔壁邻居的门。
对方每天下午开卡拉OK高唱福建歌，声量大到响震整个睡房和客厅，地板也感到砰砰作响。最绝的是男女都破喉嘶喊，自我陶醉得很；我感觉当时我变得很愤怒，怎么会被气成那样？
去年，我高龄独居的失智姑姑因采摘邻里不合法种在电梯门口的花，可能已经不是第一次，邻居大动干戈，特地装电眼拍下照片后去报警。
那名邻居也是白发老翁，高明的警方没有斥责和制止对方把自己的花园延伸到公共的电梯外空间，直接拨电找身为监护人的叔叔和老人自行调解了事。叔叔息事宁人给了对方300元，对方竟然也收下。
老人何苦难为老人，何况后者还有病？这就是我们真实的邻里环境。
无可否认，新加坡政府组屋在建国初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我们迈向经济繁荣，凝聚民心和团结种族的重要基石之一。新加坡在二战后独立的发展国家中快速成为发达的明星国家，享誉全球，至今如是。
在一片赞赏声中，我们通常是从功利和实用的思维，对组屋区给予国民可负担的房屋选择和安定的生活环境高度肯定。其实，邻里纠纷仅属于少数，邻里和谐共处或互不往来，才是更为普遍的状态。
然而，邻里纠纷再少数，它还是存在，还是铁一般的事实，它折射了社会基层关系的一个负面面相。时而张牙舞爪，面目狰狞，撕裂邻里关系，成为人性的照妖镜；时而甚至上升到伤害友族关系的高度，成为国家级的话题。
基于政府组屋高度中央的管理所带来的效率，我们不能否认对于高楼邻里生活衍生的问题，我们一直是处于被动的解决问题的处理和思维模式。
长此以往，我们的社会邻里关系还是一贯的疏离，所有的人际交往都局限在小小的家庭和工作环境之内，一回到家关起门来就是自己的世界，直到哪个少根筋的“魔鬼邻居”来挑动我们的神经，挑战我们的容忍底线和作为人的基本良善。
组屋区重新塑造了家的定义
追溯政府组屋的历史，它是建国时代的产物，原本乡村和城市的居民被安排在缩小的组屋空间，然后建屋局就让我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其中。快速的人口发展下，组屋林立的效率卓著，快速地给了我们一个家。
家的定义即成，从此以后我们就这样亲密的生活着、薄墙的另一边彼此紧紧挨着靠着，却又那么疏远（除了对门或隔壁的邻居之外）、互不相识的的隔离着、陌生着、冷漠着。
当纠纷因组屋的结构产生吵杂、敲击和空间被挑战的情况下，我们会毫不留情的据理力争、厮杀和互掐一番。这样的景象，我们可能成为任何的一方。
我们的思维也许自然而然就会停留在：“组屋嘛，本来就是这样！”
但有时恰恰正是我们拥有的成就，反而变成我们的绊脚石，遮挡了我们的视野，局限了我们跳出框框的潜能。
开拓和利用组屋空间
我个人认为，组屋区就是住着一群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陌生人的楼层，生生冷冷，干净得没有一丝人气，格局已定也没有大改动的必要，但是我们拥有的空间是不是可以大大开拓和加以利用？
新闻报道，三个月前开始有志愿者居民在组屋邻里设立书籍交换站，让家长把孩子看过的书放在公共区域，供人免费领取。这是多么好的计划，未来希望有更多类似的活动，值得多多鼓励。
很多社区的居委会也设立耕种菜园，成为耕种爱好者的好去处，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成就。
另外，在我们充沛的阳光下，组屋的天台是不是也有潜能成为空中花园，或开拓休闲空间，由居民自行管理，然后供居民租用或使用？
也许只有在创造更多共同的空间，邻里生活才可以创造出更多共同的记忆和建立温暖的归属感，才会有更大的交流谈话空间，邻里之间才能谈着谈着，谈出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