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的百万年薪话题死灰复燃，再度引发热议。
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一场座谈会，回应民众建议削减部长薪金来增加福利支出时表示，这么做是民粹主义的。增加开支应当从增加收入，也就是加税着手，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
至于部长减薪，他认为现有的部长已经做出个人牺牲，放弃在私人企业的高薪加入政府。减薪不但将让潜在的人才却步，现有的薪金也可能吸引不到真正的人才。换句话说，如果不给部长加薪，政府将来只能吸引到平庸的人从政。这将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前途。
这当然都不是新观点，当年建国总理李光耀给内阁加薪后，每次辩论，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论述。2011年“分水岭”大选后，政府主动给部长减薪。但2015年的70%高票，似乎给了政府充足的信心，觉得应当重新审视这头圣牛了。
我不喜欢阴谋论。吴作栋应该不是代表政府在释放风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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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番言论并非主动提出，而是回应民众建议时的看法。老实说，民众的建议被他形容为民粹主义，并不为过。
按照基本会计原理，除非借贷，否则任何额外的开支必须从增加收入，或者削减其他既有的开支来平衡。假设既有开支都是必要开支（包括部长高薪），增加福利开支真的就必须通过增加收入，也就是加税来实现。这么做才有可持续性，也是负责任的做法；但政治上并非是受欢迎的做法。
这涉及两个不同却又相关联的议题。第一是部长的薪水是否合理；第二是贫富差距扩大所导致的社会不公平，以及相关的仇富心理。
正因为这种心理，容易导致情绪性的民粹主义政治现象产生。特朗普当选和脱欧公投过关，都是这种民粹主义的表现。
新加坡不可能例外。当前关于穷人申请福利面对阻力和歧视的讨论，都是围绕着这个情绪展开的。
相信政府非常清楚，如果处理不当，下一届大选将可能付出代价。所以第四代领导人纷纷强调要应对社会不公，特别是确保教育继续成为向上流动的管道（关于教育的辩论也能嗅到这种仇视精英的情绪）。
正因为很多人觉得日子越来越难过，或者觉得贫富差距现象让他们看不下去，所以对部长的高薪才又有怨言。如今吴作栋反而表示部长薪水太低，可能让人才不参政，所触碰的敏感神经有多少条，真是天晓得了。
这个争议性课题要理性讨论本来就不容易，再加上民粹主义情绪，更难让真理越辩越明。
说吴作栋所代表的政府立场有其道理，是因为这个道理是建立在市场逻辑上的，也就是传统所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用新加坡式英文说：“Good thing no cheap, cheap thing no good”可能还更形象一些。
只是反方会问说，从政是不是市场行为，政治是公共服务吗？用新加坡地铁的例子就很容易说明问题的本质。
作为公共交通的地铁本来就不应该用来牟利的，但是因为政府迷信市场逻辑，把地铁公司上市，让淡马锡等政府资本为主的股东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却因为过度削减维修成本，结果导致地铁大瘫痪，新加坡国际颜面全失，更构成2011年分水岭选举的民怨之一。
同样的，住房、医疗和教育，如果都像中国一样搞产业化，采取市场逻辑，结局可想而知。
如果交通、住房、医疗和教育作为公共服务不能采取市场逻辑，作为更重要的公共服务的政治，难道就不应该避开市场逻辑吗？
探讨了理性的辩论部分，再来看看情绪的部分。政治本来就不是纯理性的活动，有道理都未必能让民众信服，更何况前面所分析的，市场逻辑用在公共服务是没道理的。社会不平等已经在威胁社会的团结了，现在是否有必要火上添油，让民怨进一步升温，让部长加薪来刺激仇富、仇视精英的扭曲心理？
尽管我不相信吴作栋是在替政府放话，政府还是有必要出来澄清一下。否则这个课题从断章取义演变为谣言四起，到时买单的还是政府。2011年殷鉴不远，可不戒慎恐惧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