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一群不上学、不工作、至少半年没外出的“蛰居族”（Hikikomori）；
韩国有一群不约会、不结婚、不生子的“三抛世代”（Sampo Generation）；
新加坡则有一群不升学、不就业、不接受培训的“尼特族”（NEET，即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这些15岁至24岁的青年明明具备谋生能力，却赋闲在家。有的还依靠父母抚养，因此也被称为“啃老族”。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次长蔡瑞隆昨天（9月25日）出席一场青年论坛时，引用了人力部最新的劳动市场调查数据：
新加坡约有1万7000个“尼特族”，占青年人口的4.1％。
尽管这个比率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的22.4％，却仍令人堪忧。
蔡瑞隆警告：
“这意味着新加坡有1万多名青年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可能面临被社会排斥的风险。”
冠病疫情造就“隐蔽青年”？
2020年，新加坡实行冠病阻断措施期间，16岁的Fabian Ang决定辍学，放弃N水准会考。
他告诉《海峡时报》，选择长时间待在家，是为了保护母亲和妹妹免受父亲家暴。
“学校恢复实体课程后，我根本无法专心上课，因为我很担心我不在家时，家里可能会出事。”
但他辍学期间，每天不是上网看视频，就是玩电子游戏。
校方了解Fabian Ang的家庭情况后，便请飞跃社区服务安排社工每两周探望他一次。
如今，20岁的他正在服兵役，闲暇时也会到飞跃社区服务中心当义工，帮忙辅导其他边缘少年。
他的父母也在办理分居手续。
“之前我的人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期待，但现在我愿意尝试新事物，也变得更有自信，对未来也充满期待。”
飞跃社区服务助理总监杨成新指出，像Fabian Ang这样的“隐蔽青年”（hidden youths）在疫情期间较为常见。
他们有的性格比较内向，喜欢独处，不与外界沟通；有的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遭受霸凌，找不到归属感，而衍生出社交焦虑或社交恐惧等人格障碍。
该服务中心正在帮助60名“隐蔽青年”重新融入社会，鼓励他们通过钓鱼、照顾动物和冲泡咖啡等课程来探索自己的兴趣，从而培养社交情感技能。
杨成新坦言，社工平均得花上三年时间，才有办法让这些青年敞开心扉。
“这些青年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懂得如何与他人相处。”
“强迫他们重返校园，等同于将他们进一步推向孤立的深渊。”
求职无门 迫不得已成为“尼特族”？
不过，一些年轻人会成为“尼特族”，并非出于自愿。
飞跃社区服务执行长林孔怀在论坛上提到，他们可能是因为社会缺乏就业机会，而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
“如果无法及时并有效地引导他们重回轨道，他们可能因自身发展受限，影响心理健康，甚至因长期失业而引发犯罪问题。”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上个月发布的《2024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全球青年失业率在去年达到13％，相当于有6490万名15岁至24岁的青年失业。
当中，近两成是“尼特族”，很难找到体面的工作；也有更多青年面临大学毕业生过剩的挑战，选择打临时工。
新加坡社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黎华德（Walter Theseira）指出，随着越来越多新加坡人拥有大学文凭，年轻人对理想工作的期望与实际情况有落差，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
“一些行业如服务业明明有职位空缺，大学毕业生却不太愿意接受薪水较低的工作。”
不过，长期失业也会使“尼特族”更难找到工作，因为雇主可能会误以为是他们能力不足，才一直找不到工作。
林孔怀也说，一些“尼特族”总会认为自己表现不够好，而在工作时过度在意同事的看法。
说到底，“尼特族”最大的障碍就是缺乏自信和软技能（soft skills），因此社工一般会建议他们通过社区义务活动来发掘自己的强项，从而找到人生方向和动力。
但青少年要摆脱“尼特族”的标签，还是得靠自己的毅力和心理建设，才不会一受到打击就一蹶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