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德国，蚁粉会想到什么？
是驰骋公路的宝马、马赛地奔驰、保时捷、福士伟根，抑或是德国人准时、严谨的生活态度，以及高超的工艺制造技术？
以上所述，是构成德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的关键因素，但如今却已不足以让德国在全球经济的新趋势下继续站稳脚步。
近来一些西方权威媒体，如英国《经济学人》就以“欧洲病夫”可能再现的尖锐笔触，描写德国的经济困局。
2010年代的德国一度是欧盟的经济火车头。
从200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末，德国的经济成长了24%，相较之下另外两个欧洲大国英国及法国分别只有22%和18%。
但如今德国风光不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德国今年将成为七大工业国（G7）唯一一个经济萎缩的成员国，接下来五年的经济成长也将落后美、英、法和西班牙等国。
外部因素如中国经济下行，中西交恶及俄乌战争等地缘政治风险，内部因素如劳动人口萎缩、能源及数码化转型迟滞，以及官僚制度效率低下，“完美风暴”的条件接踵而至全到位，导致“欧洲病夫”再现的说法不胫而走。
中国经济下行和中美交恶
德国在90年代末期也曾一度被冠上“欧洲病夫”的称号，但当地德国政府推行一系列改革，加上彼时中国经济崛起，对德国货品需求增加，使德国经济自2000年起重新走上复兴之路。
可以说，德国2010年代的经济荣景和中国脱不了关系。但“成也中国，败也中国”也因此成了当今德国经济困局的注脚。
中国疫后全面解封，却未如预期般迎来经济复苏，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德国首当其冲。
德国去年和中国的贸易总额高达3140亿美元，是欧洲“最依赖”中国的国家。
中国感冒，德国势必跟着打喷嚏。
中国经济下行，以出口为导向的德国面临需求放缓的打击。
更值一提的是，德国过去引以为傲的汽车工业，也在中国电动车的崛起下节节败退。宝马、马赛地、保时捷、福士伟根等知名车企，无论在中国本土或全球范围的市占率都持续下滑中。
雪上加霜的是，中西交恶更让德国经济步履维艰。
在对中国“去风险化”的战略下，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各国试图重组供应链，避免过度依赖中国，并对中国采取科技围堵，但这样一来也导致和中国经贸往来密切的德国显得左支右绌，形同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202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报告指出，若富国与中国的高科技商品贸易遭严重限制，德国将是受创最深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
买不到俄罗斯的便宜天然气
德国当局在2011年拍板定案，逐步废除核电，改以结合可再生能源及向俄罗斯购买天然气发电的能源方向转型。
但俄乌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展开制裁，直接断了德国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路。过去长期仰赖俄国廉价天然气的德国无可避免面临能源缺口。
与此同时，德国至今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仍不尽人意。
电力成本提高，供应量不确定，属于能源密集型的德国工业恐将进一步失去竞争力。
婴儿潮一代退休
除了上述两个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亦是可能让德国再成“欧洲病夫”的关键。
首先是人口因素。
《经济学人》指出，随着二战后婴儿潮一代即将迈入退休阶段，德国预计将在未来五年流失200万劳动力。
如果未来没有进一步引进移民，或让更多妇女及年长者投入职场，德国现有4500万之众的劳动力市场，恐会在2035年前流失多达700万劳动力。
德国素来以工匠精神著称，但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已有多达五分之二的雇主抱怨找不到技术熟练的员工，而后者过去一直都是德国创造经济奇迹的主力。
数码化迟滞
其次，德国在数码化方面相对迟滞，德国人至今仍热衷使用现金消费，政府当局在数码化方面的工作亦乏善可陈。
汽车等传统工业聚落的成功，让德国近年来疏于投资新科技。
据统计，德国投资通讯科技所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足足比美国和法国少了一半。
官僚体制过于保守
德国官僚体制过于保守与严谨，亦是德国改革因应时代洪流的绊脚石。
例如，在当地要获得营运执照，往往需要120天，是OECD成员国平均的两倍。
一些分析指出，为避免再次被冠上“欧洲病夫”称号，德国亟需再来一剂猛药。
例如，在财政预算上，德国政治人物必须摒弃过去对收支平衡的执着，加大对基础建设的投资，同时给予私人企业更多发展扩张的诱因。
然而，目前执政的三党联合政府面临两难局面，主张大幅收紧移民政策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fD）来势汹汹，让执政当局不敢轻举妄动：
大刀阔斧，换来的可能是选票流失；按兵不动，却恐让德国坐实欧洲病夫的称号。
《经济学人》分析，德国总理朔尔茨领导的三党联盟政府目前看来对国内大幅改革兴致缺缺。
柏林当局似乎仍打算坚守那套固有的德式价值——谨慎、保守，只想藉外部环境改善，如中国经济重上轨道及俄乌战争早日终结来重返荣光。
只是“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而后天助之”，若持续无作为，这个泱泱经济大国恐怕一时半会儿摘不掉“欧洲病夫”这个不光彩的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