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坛近来可谓多事之秋。
有人搞婚外情、有人去选总统，再加上已过去一段时日的国会“说谎门”事件，目前已有五名议员辞去职务，而且还有人正被贪污调查局调查。
国会议事大厅陡然间多了这几张“空椅子”，且在本届国会余下任期，多半不会有其他人补上。
总理李显龙说他不会解散国会闪电大选，从行动党和工人党的表态看来，有议员离开的集选区也几乎笃定没有机会举行补选。
面对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政治局势，为何不干脆补选填补空缺，选民权益会不会受影响等课题，引起了不少讨论。
谁登出国会了？
最早“高歌离席”是工人党的前盛港集选区议员辣玉莎。2021年11月，她因在国会说谎而辞去议员职务。
到了今年7月，前国务资政尚达曼宣布参加来临的总统选举，为此退出人民行动党，并辞去包括裕廊集选区议员在内的所有职务。
不到一周时间，行动党和工人党又有成员相继因婚外情落马。
行动党籍的前议长陈川仁和淡滨尼集选区前议员钟丽慧因存在不当关系，双双辞去议席，并退出行动党。
工人党的阿裕尼集选区议员贝理安，也几乎在同一时间被揭发与党内同僚佘雪玲有婚外情而去职。
至此，国会已有五个议席悬空。
除此之外，交通部长及西海岸集选区议员易华仁本月中也因遭贪污调查局逮捕调查，被总理李显龙指示放“缺席假”，暂停履行部长及议员职务。
今天（25日）又传出工人党阿裕尼集选区议员莫哈默费沙昨晚（24日）因心脏病，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据报道，他人在加护病房，情况稳定。
如此算来，93名民选议员中，已有5人确定去职，另外还有两人实际上暂时无法履行议员职责。
为何不补选填补空缺？
因为法律说不用。
在集选区，只要还有一人“撑到最后”，补选大可不必发生。
以其他国家例子来看，若是采取比例代表制的国家，某议席悬空后，通常会由所属政党在最近一次选举的提名名单中，找出下一个顺位的候选人递补。简而言之，即使没有补选，也不会有议席长时间悬空的问题。
至于实行单一选区制度，政治体制和我国相近的国家，如英国和马来西亚，一旦有议员辞职或逝世，就得在一定时间内举行补选。以马国为例，该国宪法规定，某一议席若在国会任期未满三年内悬空，就须补选。
上面提到的英国才在上周，因前首相约翰逊等人辞去议员职务，举行了三场补选。马国最近也因为一位部长（同时也是国会议员）逝世，预计将在60天内举行补选。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并非没有类似补选规定，但这样的规定，只存在于单选区。
单选区议席一旦因议员去世或辞职悬空，就得举行补选，选出新议员接手该选区。
但集选区则不然。
根据《国会选举法令》，集选区只在一种情况下必须补选：
所有议员都辞职。
换句话说，只要还有一人“撑着”，管它原本是四人还是五人集选区，统统不必补选。
不补选留下的空缺怎么办？
目前不论朝野，都不约而同以其他议员帮忙“补锅”的方式应对，并表明不会透过集选区团队其他成员辞职，来促成补选。
2017年，总统哈莉玛辞去议长及马西岭-油池集选区议席，准备参选总统时，其他行动党议员分工接手了她原本的职责。
辣玉莎2021年11月去职后，工人党表明，盛港集选区其他团队成员不会辞去议席。前者原本负责的区域，由该党其他议员分担。
尚达曼辞职参选总统后，行动党做法如出一辙，紧接着因婚外情丑闻落马的陈川仁和钟丽慧留下的工作，也由其他同僚接手负责。
贝理安离开阿裕尼集选区后的情况也雷同。
某某人辞职，其所属政党出面说团队不会“总辞”，并强调会由其他同党议员接手其工作，几乎已是朝野政党应对集选区议席悬空的SOP。
议席悬空会导致选民权益被摊薄？
但其他议员能帮忙是一回事，能否说服选民，又是另一回事。
这类集选区议席悬空又不补选的状况，最常引起诟病的，是选民的权益会因此被摊薄。
透过简单的数学计算方式，可以大致说明这种现象。
根据新加坡选举局截至今年7月20日的最新资料，本地共有17个集选区及14个单选区。
在集选区部分，选民总人数为233万4222人，每个集选区的议员人数皆为四至五人。
整体而言，每名议员平均代表2万9547名选民。
注意，这里说的议员选民比例理论上应是越趋向一致越好，这意味着选民手中的选票没有被摊薄，选后获得的议员“照顾”也没有“打折”。
下表是17个集选区中，各区议员平均所代表的选民人数。
特别标出的部分为目前已有议席悬空的五个集选区。
正常情况下，淡滨尼集选区的议员选民比例应为1名议员代表3万2049名，其议员选民比例早已是全国平均以上。
随着钟丽慧辞职，该区的16万零246名选民从原本的除以5，变成除以4，使如今淡滨尼集选区的议员选民比例已爆增至4万零62，意味着每名议员得负责“照顾”超过四万名选民。
因辣玉沙辞职少一人的盛港集选区的增长幅度更为惊人，该区剩下的林志蔚等三名议员，如今每人得负责代表逾四万名选民的利益。
阿裕尼、马林百列和裕廊集选区的情况亦不遑多让，每名议员得负责的选民人数，分别飙升至3万7005、3万4813和3万2899。
这种情况，用职场的语境来说便是：
同样工作，原本五个人做，走了一人，余下的四人就得分担离职同事的原有工作。
无可避免，留下的人工作量会变大。
工作量变多，随之而来的疑虑是，他们还能否保持工作品质？
如果工作品质有所折扣，对客户是否公平？
拉回选民视角，难免有人心里怨叹，原本当初选的四人或五人团队，如今少了一人，不就代表原本能获得的关注被“稀释”了吗？
更有甚者，这种状况可能变相加剧常用来泛指选区人口比例差距过大的不当比例（malapportionment）现象。
当某个选区只须两万多人就能有一位人民代议士，另一选区却要四万人才能达到一样效果，两者手中一票还是不是同等价值，自然受到质疑。
若“中途离席”的议员又刚好是所属选区唯一的少数种族代表，情况恐怕还会更复杂。
类似的状况，在2017年哈莉玛辞职参选总统时就曾掀起波澜。但2019年的一项司法判决已裁定，即使某一集选区悬空的是少数族裔所代表的议席，也无须补选。
据《海峡时报》报道，宪法专家，国大法律系客座教授陈有利博士，这项裁决意味着理论上所有集选区都可在没有少数种族的情况下继续运作。
但与此同时，官方维护集选区必要性，却又总是以维护少数种族权益作为重要依据。
2020年8月宣誓就任的本届国会即将迈入第三年任期，但距离最晚举行大选的时间还有约两年。
随着一连串政界丑闻导致五位议员“提早毕业”，加上易华仁命运未卜，本届国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各界目光势必会放大检视，选民权益在集选区制度下，是否还能获得充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