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政坛最近掀起了“川贝之乱”，行动党的陈川仁和同僚钟丽慧发生婚外情，双双辞去议长议员职务及退党。工人党议员贝理安亦因与党内同志佘雪玲搞外遇，辞去议员一职，且双双退出工人党。
两起婚外情主角刚好来自朝野两党，这种巧合，也刚好让外界可以检视行动党及工人党在相关争议的处置上，有哪些不同，又有哪些殊途同归的共同之处。
何时收到婚外情风声？
无论是陈川仁和钟丽慧，或贝理安和佘雪玲的婚外情，风声都不是在近期才传到党内高层耳边。
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早在2020年选后一段时间就已知悉陈川仁和钟丽慧之间的婚外情，尽管他并不清楚这段婚外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2020年两人已在交往，这点毫无疑义。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则最早在2020年底至2021年初之间，接到贝理安私人司机针对贝理安和佘雪玲存有私情的举报。
换句话说，行动党及工人党都很早就收到风声，但基于不同原因，都隔了一段时间才来一番壮士断腕。
一开始有无证据？
根据李总理的说法，他在2020年大选后不久得知此事，当时就找了陈川仁及钟丽慧两人会谈，并劝告他们终止这段关系。
不过，两人关系依旧持续。李总理因而今年2月再度找上陈川仁，并接受了后者的辞呈，但李总理还是以选区选民需要“被照顾好”为由，给予陈川仁一段宽限期。
值得一提的是，2月的这次谈话中，李总理再次要求陈川仁须斩断与钟丽慧的情丝。
最终，陈川仁在国会爆粗口的事件成为引爆点，加上李总理获知陈川仁与钟丽慧仍藕断丝连，行动党决定让陈钟二人直接走人。
根据李总理回应记者的提问，他提到只要针对行动党议员的传言“看似可信”，行动党便会展开调查。
“如果属实，我们将找有关议员谈话，以纠正这种情况。”
从这番谈话可以推断，李总理在2020年选后找陈川仁及钟丽慧谈话时，两人的婚外情应该已有实质证据佐证，因此才有了规劝双方适可而止的动作。
相较之下，工人党则强调，该党高层在贝理安及佘雪玲面对外遇指控时，缺乏相关证据证实此事属实。
毕丹星称，他在2020年底至2021年初之间接获贝理安前司机的举报，但当时没有相关证据及任何实质资讯能证明两人有婚外情。
他于是询问贝理安是否和佘雪玲有不当关系，贝理安否认。后者当时还称爆料的司机和他有过节，他正准备解雇该司机，并打算针对司机的指控寻求法律意见。
与此同时，工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几位中委，包括主席林瑞莲和盛港集选区议员林志蔚等人也收到了同一名司机类似的举报。他们同样分别向贝理安及佘雪玲求证，但两人皆否认有不当关系。
毕丹星解释，工人党高层最终在没有相关证据支持，同时因相关指控是来自“即将遭贝理安解雇的职员”的一面之词，因而决定放下此事。
“我们的判断是，最适当的方式是直接找贝理安谈……而他给予我的答案，让我决定事情该就此告一段落。”
两党做法有没有受到质疑？
行动党遭质疑，既然早在2020年就已有陈川仁及钟丽慧有不当关系的实质证据，为何此事却直至最近才浮出台面，间中的“时间差”恐怕会让该党的透明度及问责度被打上问号。
一些分析认为，行动党必须进一步回应相关疑虑，说明该党一开始并未尝试把丑闻“扫到地毯下”，等到事迹败露才被迫壮士断腕。
一开始以“无证据”理由结案的工人党则被质问，该党高层为何接获举报后没有继续深究，仅凭证据不足，以及贝理安及佘雪玲相继否认外遇的说辞，便将此事轻轻放下。
收到风声，查或不查？
表面上看来，针对外遇事件，行动党当时做了进一步调查，工人党则在接获举报后，断定证据不足而没有下一步举动。
但两党针对查与不查，都给出了理由依据。
李总理说，行动党不可能“监督”（police）议员的私生活，但传言“看似可信”时，行动党就会展开调查。换句话说，传言并非都查，得有一定依据才查。
至于毕丹星称没有证据及其他消息来源足以促使工人党展开调查的说法，也可反过来理解为不是不查，只是得有相当程度的证据和消息来源才能查。
国大政治学系副教授庄嘉颖等学者认为，工人党在缺乏实质证据及一面之词下，没有进一步调查，并非不合理，婚外情毕竟不涉及公领域上的滥权等违法情事，针对议员私领域的道德瑕疵，政党要深挖到什么程度是值得商榷的。
还有部分意见认为，本地政党若总是不顾可信程度，无差别针对议员或党员被指控的丑闻深掘，那恐怕会在党内制造一种缺乏互信基础，人人自危的氛围。
换句话说，为进一步调查负面丑闻设下前提，如相关传言或指控具备某种程度的可信度及证据辅佐，才是比较合理的做法。
而在这个环节中，行动党的传言“看似可信”与工人党的“得有证据和多个消息来源”才进一步调查，也许是殊途同归，有所差异的可能只是启动调查的门槛有多高而已。
对婚外情的立场
两党都不约而同以没有达到两党所设下标杆为由，作为陈川仁、钟丽慧、贝理安、佘雪玲必须去职的理据。
但仔细爬梳两党秘书长的相关声明，婚外情或许不一定是压倒相关人等的最后一根稻草。
以行动党来说，领导层是因为陈钟二人屡劝不听，藕断丝连，才挥泪斩马谡。
工人党则是因为贝佘两人在被询问是否有婚外情时并未坦白从宽，结果东窗事发而与之割席。
李总理被询及对朝野两党传出桃色风波抱持何种立场时如此回应：
“如果有关行为不是令人愤慨或可耻的，且该名议员听取建议后做出改正，停止不该发生的事，那我们就不会严惩和立即开除他们。因为这个人该面对什么后果，也取决于其职位、家庭情况，以及行为有多过分等。”
他还说，处理这类事件时，也要考虑到这些行动对无辜的家庭成员、配偶以及子女造成的影响，尽可能敏感地处理。
上述说法，加上陈川仁和钟丽慧至少曾获得一次机会终止不当关系，或可解读为行动党目前更倾向以比较“人性”的方式处置这类道德瑕疵，意即改过自新的机会是有的，而非一刀切，一旦被抓包有婚外情就让对方马上卷铺盖走人。
甚至换个角度来说，如果陈川仁及钟丽慧当时悬崖勒马，“外遇门”会否因此而不公开，还是个未知数。
行动党前议员殷吉星日前回复《联合早报》的一番说法，或可提供另一视角，探讨行动党相关立场是否软化。
他说，在他的记忆中，过往行动党一旦发现这类问题就会立即采取行动，如今领导层等了两年多才要求这两名议员辞职，确实令他感到惊讶。
工人党方面，由于早早以“无证据”定调此事，等到东窗事发，摸手视频已经广为流传，丑闻传遍天下，外界自然无法假设，若工人党一开始掌握指向贝佘两人确有私情的实质证据，会如何处置。
毕丹星在今天（19日）的记者会上的某段谈话值得玩味：
“无论如何，如果当时此事有其他变化，例如出现一些实质证据，或其他可证实婚外情的消息来源，我很肯定工人党会采取不同的行动。”
这暗示如果当初有了证据，情况或许会不同，工人党将采取不同做法。
但不同做法是什么，是像行动党那般先找两人“喝咖啡”，劝他们回头是岸，还是直接开铡处分？
无论如何，退一万步言，外界至少可稍微一窥两党的底线。
行动党的底线是“不知悔改”，因此陈川仁和钟丽慧在屡劝不听后，被祭出了最严厉的处分。
工人党的底线则是“不坦白从宽”，因此贝理安和佘雪玲否认婚外情，却被抓包确实外遇之后，被下重手开除。
两党处理桃色丑闻的共通与相异之间，还给国人抛出了一道灵魂拷问：
如果一名政治人物在公职上尽忠职守，没有滥权贪腐等违法情事，其个人的品德操守是否还要用“高得不能再高”的准绳来放大检视？婚外情这类道德瑕疵是否有达到罪不可恕，并牵连其公职的程度？
抑或是本地社会应该达到另一种层面的“公私分明”，对从政者私领域的道德瑕疵抱持一种人非圣贤孰能不过的包容？
当然，还有另一派观点认为，从政者及政党代表的道德标准，也代表着新加坡的社会观念，新加坡不会也不应该像西方社会那样对从政者的道德瑕疵抱持放任态度。
私德问题，究竟在评量一位从政者是否适格的过程中得占多大比重，经此番朝野“外遇连环爆”，值得国人进一步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