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许多跨国企业纷纷前往当地投资设厂。
三十多年来，中国仰仗其劳动力及土地的成本优势，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无论是电子产品，还是衣物鞋履，“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标签俯首皆是。
在2021年，在全球电子产品和零件总份额的3.3兆美元当中，有1兆美元的份额是中国出口的，其对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但中国劳工不再“便宜”，以及中美竞争日益白热化的地缘政治因素，已逐渐使“中国制造”的光环褪色。
1987年，日本电器大厂松下（Panasonic）选择在中国开疆辟土，设厂生产电视机的阴极射线管。
这是极具指标性的事件，也就此掀开日本与各国企业争相涌入中国设厂的风潮。
然而，根据研究机构帝国数据（Teikoku Databank），在中国设厂的日本公司，已从2020年的1万3600家，下滑至去年的1万2700家。
其中几个较引人注目的跨国企业出走消息包括：日本另一电器大厂索尼有意将其售至日本和西方的相机产线，从中国迁至泰国。
韩国的三星则是自2013年的顶峰后，已将在中国的人力削减超过三分之二。
美国知名电脑制造商戴尔（Dell）据悉也有意在2024年之前停止使用中国制晶片。
亚洲他国组队挑战中国“世界工厂”地位
既已出走，当然得找寻下一个根据地。
但天大地大，却没有一个单一国家能提供和中国一样的巨大产能。
单打独斗不行，那就只能组队抗衡。
英国媒体《经济学人》分析，一个被称为“Atlasia”（暂译为“替代亚洲”）的区域经济体有挑战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潜力。
在构想中，“替代亚洲”包含了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和印度。
“替代亚洲”的两大优势，恰好正是中国的劣势。
首先是人口红利。
据统计，“替代亚洲”的劳动适龄人口（15岁至64岁）已达14亿，比中国的9.8亿更多。
同时，“替代亚洲”区域国家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口（25岁至54岁）也多达1亿5400万，高于中国的1亿4500万。
相对于整体人口仍呈现上升趋势的“替代亚洲”，中国已出现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征兆，人口红利不再，其全国人口今年更是自1960年代“大跃进”以来，首次下滑。
其次是中国过去赖以吸引外资设厂，如今却已不复存在的重点优势——“廉价劳工”。
中国工厂的薪资在2013年至2022年的九年间翻了一倍，达到每小时8.27美元。
与此同时，“替代亚洲”中的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越南的工厂时薪却保持在3美元以下水平，是中国劳动力的约三分之一。
这也让“替代亚洲”的出口实力节节攀高。截至2022年9月的一年时间里，“替代亚洲”合共出口了总值6340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超过了中国的6140亿美元。
“替代亚洲”已达一定整合程度
据分析，“替代亚洲”牵涉的相关国家及地区也在经济上达到一定的整合程度。
除了印度、孟加拉及台湾，“替代亚洲”的其他国家经已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相关协定有望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并致力促进共同贸易，消除关税，并为中间产品创造一个单一的市场。
大部分“替代亚洲”国家也都是美国倡议的“印太经济框架”的（IPEF）成员，与此同时，新加坡、马国、文莱及日本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的一员。
《经济学人》分析，日本企业在东南亚建立供应链已行之有年，韩国也紧随其后，加码注资亚细安。
在2020年，韩国企业在亚细安的直接投资总额就达到了960亿美元，略高于在中国的投资总额。
其余跨国企业如苹果也正积极布局，打算进一步将生产线从中国移往亚细安。
加上地缘政治的影响，一些更为精细的制造业，尤其是半导体，亦已纷纷迁往“替代亚洲”成员国。
邻国马来西亚就在这种情况下异军突起，目前其出口的晶片已达到全球总额的10%。
整体而言，亚细安出口的积体电路已超过全球总额的25%，超过了中国的18%，且差距还在逐步扩大。
取代中国无法一蹴而就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往往很骨感。
这个假想中的“替代亚洲”毕竟只是一种概念，实务上所涉国家根本远未达到市场单一化，供应链的整合程度也极为有限。
中国仍保有其巨大单一市场的魅力。在现实情况下，商品在替代亚洲”各国间流通所面对的障碍，肯定不比在中国单一市场内流通来得便捷。
“替代亚洲”要与之匹敌，就得进一步整合并提高供应链的效率。
此外，连结各国的基础建设水平依然有限，从“替代亚洲”出口的商品，在运输时间及成本上未必比中国更具诱因。
因此，“替代亚洲”不会一夜之间取代中国。
但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渐失，劳动力的薪资水平不可能走回头路，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其展开科技围堵，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势必持续减弱。
随便拿起一样商品便是“中国制造”的日子，或许有一天还真的会走入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