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跃社科大学资深教授的研究，在新加坡的三大种族中，与华人和印度人相比，马来人的英语和母语双语读写能力最高。
该大学的学术顾问郭振羽教授和中文部罗福腾副教授告诉《海峡时报》，新加坡一直坚持推行双语教育政策，但成功的程度因种族而异。
郭振羽说：
“我怀疑本地华人社区仍然存在分歧。有使用并乐意接受华文华语的老一辈，也有排斥华文华语只依赖英语的一群人。”
他说，
相反的，马来人在共同的信仰和文化上更加同质和团结，这有助于巩固他们的母语在社区中的地位。而且新加坡毗邻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也有助于巩固马来语在本地的地位。
马来语是新加坡马来族群的母语，宪法也定为国语，法律地位在其他官方语言之上。
虽然它的国语地位仅具有象征性，但新加坡国歌歌词用马来文写、马来语唱，新加坡国家制定的荣誉制度，名称也采用马来文，辅以英文；而且军队操练口令及有关典礼仪式用语也为马来语。
郭振羽补充说，
淡米尔语在本地使用得较少，原因是我国的印度同胞使用的是其他印度语言，这些语言都是由新移民从印度各地带入我国的。
其实本地的印度新移民多来自北印度，无形中也使本地印度族人口更加多元，分歧也更大。淡米尔语在新加坡的地位可说是岌岌可危。
新加坡统计局“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关于本地语言使用的数据也支持了教授们的观点。
本地华人当中，通晓中英双语的人口有62.3%。在马来族群中，通晓英语和马来语的比例为82.8%。在印度人口中，只有41.8% 的人通晓英语和泰米尔语。
英语已经取代华语成为本地居民在家的主要用语。有多达48.3％的五岁及以上的本地居民在家使用英语交流，这一比例高于2010年的32.3%。
两位教授也说，在未来，新加坡势必成为一个在所有领域都以英语为主的亚洲国家。
教授们说：
“但是，保持新加坡的双语优势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中，会说双语的人比早期增加，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小提问：我们有没有不会讲或讲不好马来语的马来族议员？）
教授们也补充说：
“尽管本地有更多华人说英语而不是华语，但母语并没有完全消失。”
他们认为，
中国的大众媒体、华人宗乡总会以及来自中国的新移民，都会让华语继续存在以及被积极使用。新加坡人也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华人进行贸易，因此华语仍具备功能性。
不久前，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对此也有一番见解。
他说，随着中国崛起、世界更加多极，华文在未来会更见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一群华文精英，就得依赖外来华文人才。但是过度依赖外来华文人才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不在这里长大，没有同样的早年经历，对社会没有同样深入的了解。如果你有一群以新加坡人为核心的华文精英，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吸引外来人才。否则，就无法这么做了，还可能把我们的社会带向错误的方向。”
于是他建议政府考虑把义安理工学院改为特选理工学院，同时也将坐落在南洋大学（简称南大）原址的南洋理工大学则改为特选大学。
新加坡教育部在1979年推行了“特别辅助计划”（Special Assistance Plan），选出九所华校中学为代表，创设中英同为第一语文的特选学校。
此举旨在保留传统华校精神，在华族文化的氛围中培养双语人才。这个计划后来也扩大到小学，目前新加坡总共有26所特选学校。
不过两名教授都认为：为时已晚。
郭振羽说，南洋理工大学如今已有自己独特的定位和国际地位。
他认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不同的大学汇集资源，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大专及以上的水平，培养新一代的新加坡双语人才。
教授们是什么来头？
郭振羽和罗福腾合著《多元和统一：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全面观察新加坡独立以来的语言规划、双语教育政策的实施与发展，探讨本地四种官方语言与社会发展间的变动关系。这本书已在7月推出，明年将会翻译成英语。
郭振羽早年受过严格的社会学、传播学的训练，对东西方社会语言学理论、语言规划原理有较好的把握。加之，他也有机会参与国家多个部门委员会的筹划运作，对国家语言管理层面的了解更加广泛深入。
罗福腾则对华语本体有全面深入的研究，对新马社会语言学课题的观察和实践颇有心得。
两位教授非常客气地告诉《海峡时报》，尽管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已经实行了长达60年，但新加坡的母语水平仍有提高的空间。
郭振羽说，这里就需要区分会话和书写的水平。本地大多数华人都能说华语，但他们的书写水平则有待提高。
我国早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规范双语政策。当时为了全面推动英语作为各族群共同语，成为共同的工作语言。另一方面又冀望能保留母语、保留各族群文化的根，而奠定了多元语言政策。
1965年我国独立之后，继续推动多元语言政策，1966年开始全面施行双语教育，要求所有小学从一年级开始教授英语和“母语”（民族语言）。后来，政府致力于在本地最大族群——华族当中推广华语的使用，包括自1979年开始的“讲华语运动”，成功地让华语取代了方言，成为本地华人的通用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