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世上最富裕，却也是贫富悬殊落差最大的地方之一？
根据花旗银行的一份报告推算，2021年香港有43万4000人是拥有千万港元或以上资产的千万富翁，占了全港相关年龄人口约7.4%，意味着每13个港人就有一位千万富豪。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越来越多的贫穷人口。
根据《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香港贫穷人口超过165万人，贫穷率高达23.6%，为200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
换句话说，每四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是穷人。
注：2020年香港的贫穷线为一人家庭月收入少于4400港元（约780新元）、两人家庭少于9500港元（约1680新元）、四人家庭少于2万零800港元（约3680新元）。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记录的165万贫穷人口，较2009年的135万人增长了22%，显见香港的贫穷问题愈来愈严重。
1997年，香港顶层10%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底层的17倍。
但到了2021年，两者之间的差距却已达40倍之多。
更令人担心的是，顶层10%家庭月收入中位数较1997年多了71%，达到12万零800港元。但底层10%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反倒缩水，比24年前少了29%，从4200港元跌至3000港元。
上述数据显示，香港有钱人和穷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
在疫情影响下，底层收入家庭更遭逢比其他阶层家庭最大的打击。
港媒《明报》将香港的家庭收入作成五等分后发现，最低层的住户收入过去两年累计下挫8.9%，反之最顶两层的五等分住户，其收入中位数却分别仅微跌2.0%及0.6%，显示收入两极化的问题持续恶化。
究其原因，香港贫富悬殊的恶化可归咎于三大因素：
一、全球化下的金融中心
香港在1980年代开始迎向全球化，经济结构从制造业转为侧重非制造业领域，成为举世闻名的金融中心。
大量财富开始集中金融、房地产和保险领域，不少制造相关行业员工只能转而从事餐饮及清洁等低收入工作。
在香港经济转型下，从事蓝领工作的港人与金融等白领工作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导致贫富悬殊愈来愈严重。
过去两年，疫情的来袭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象。
据香港统计处数据，尽管香港在职人士的就业收入中位数过去两年累计上涨8%，但底层家庭在职人士的就业薪资，却大幅缩减29%。
二、房价“贵到飞天”
根据国际调查机构Demographia今年公布的报告，香港连续12年蝉联全球最难负担房价榜首，房价中位数对家庭全年收入中位数的比率高达23.2倍。
换句话说，港人得不吃不喝23.2年才能买得起一间房子。
在房价不断飞涨的年代，拥有房产的人身家膨胀。
与此同时，买不起房产的人非但无法从水涨船高的房价中获利，甚至还得面对更高的租金及物价。
如此恶性循环，加剧了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状况。
港媒《香港01》引述当局的数据报道说，2021年有近23万港人住在“劏房”。
所谓“劏房”，指的是将住宅单位分割成数个更小的单位出租的房子。
由于香港房屋供不应求，不少基层市民只能暂时租住又贵又小的劏房，以等待分配公屋。
截至2021年底，申请公屋者的平均等候时间已长达6.1年。
三、社会流动僵化
富人的小孩资源丰富，穷人家的小孩资源匮乏，在当局没有积极介入下，后者起跑点难免输了一大截。
由于香港多年来奉行“小政府”原则，以最小的力道干预市场，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恶化。
从税务角度来看，香港对高收入群体一律采取低至15%的标准税率，使港府在财政上没有太多余裕进行财富重分配。
贫困家庭在房屋及医疗方面处于弱势，也无法妥善负担家中小孩的电脑、网络、补习等各种教育相关费用，致使社会流动进一步僵化。
无论贫困群体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取得足够资源来改善生活，更遑论在社会阶层中更上一层楼。
在这种恶性循环下，低收入者和他们的后代几乎没有办法摆脱贫困的循环。
根据2016年的官方数据，香港每五年公布一次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为0.539。用来衡量贫富差距水平的基尼系数越小，年收入分配越平均。
过去50年，香港的基尼系数扶摇直上，从1971年的0.430一路飙升至2016年的0.539。
外界也普遍预测，随着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恶化，今年即将公布的最新基尼系数将再创新高。
国际上一般将0.4作为“警戒线”。一旦超过这条“警戒线”，贫富两极的分化就较为容易引起社会阶层的对立，导致社会动荡。
一般来说，0.4至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意味着收入差距悬殊。
即使经过港府各种税务及福利转移后，2016年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473。
与之相比，同为区域金融中心的新加坡在2021年为0.444，较2019和2020年的0.452来得低。同时，纳入各项政府转移后，我国的2021年基尼系数进一步下滑至 0.386。
如何减轻社会不平等？
《明报》评论，香港历任特首都曾誓言把扶贫作为施政重点，但一直以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即将卸任，续任者李家超如何处理这项烫手山芋，备受外界注目。
针对香港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及媒体普遍认为，过去崇尚放任资本主义的港府必须更积极介入社会问题。
这些意见认为，港府须改变“小政府”思维，加强基层的教育支援和医疗服务，更精准地投放社会福利。
困扰香港多时的房屋问题，亦有赖港府积极介入，下重手解决。
《香港01》撰文指出，港府应考虑效仿德国和瑞典等地，透过高税收维持较慷慨的福利制度，借以减低社会不平等；或学习新加坡模式，一方面采取企业低税制，但向国民抽取较高的税收和社会保险，以注入医疗系统和退休金制度。
《南华早报》则引述社会服务领域人士的建议，强调香港应改革过度依赖金融、旅游和物流业的经济架构，发展其他更多附加产值的行业，以为港人提供更多高收入工作。
不过上述介入措施，无疑将影响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如何在缩小贫富差距和维持金融中心地位间取得平衡，毫无疑问将是香港新任政府的最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