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和日常开销增加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使国人在生活上越来越感到“透不过气”。
在新加坡，首当其冲的族群之一，非“夹心层”莫属。
“夹心层”泛指年龄介于35岁至59岁的成年工作人士，上有父母或长辈、下有年幼孩子仰赖他们提供经济援助及照料。
财富管理公司St. James's Place Asia近期展开了一项调查，了解新加坡和香港两地夹心层在财务方面日益严峻的挑战。
调查访问了520名新加坡人及501名香港人后发现，照顾父母和养孩子的压力依旧存在。
来看看调查揭露的关键数据：
- 接受调查的1021人当中，64％自认有责任在财务上支助父母，但当中三成表示这仅限于紧急情况；
- 64％的新加坡人和58％的香港人意识到，为父母提供经济支助，对他们的个人财务目标形成了阻碍；
- 两地近65％受访者也说，这将减低他们筹集养老金的能力，也影响他们未来能留给孩子的储蓄；
- 超过半数人（57％）坦言，他们的父母退休得太早了；
- 另有55％因需要为父母提供经济援助而感到某种程度的沮丧；
- 77％受访者相信，为了投资孩子的未来，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个人财务规划面对了压力；
- 另有75％担心，孩子未来可能会索取更高额的经济支援，但身为父母的他们根本供不起。
若只聚焦新加坡人的反馈，520人的样本或许称不上是大数据，但调查结果反映的社会问题却值得关注也堪忧。
调查除了体现新加坡夹心层在个人财务规划上遇到的困境，也反映出另一个令人关注的经济压力来源，是“父母的退休年龄”。
人力部不久前宣布，从今年7月1日起，我国退休年龄将从62岁调高至63岁，重新雇佣年龄也从67岁提高至68岁。
除了延长退休年龄，鼓励年长员工继续留在职场，我国政府几年前也相继推出建国一代、立国一代等计划，减轻年长国人的医疗和生活费负担。
几个月前，当时还未接任副总理一职的财政部长黄循财也谈及，财政预算案会如何帮助夹心层群体。
他说：
“政府并没有忽略中等收入的夹心层，这个群体能从财政预算案的各种家庭援助配套中受惠，当局也会继续探讨进一步改善政策，帮助这些家庭。”
他举例，有六名成员的三代同堂家庭，每月收入7000元，他们未来五年可获得总值2万元的各项援助，平均每年获得4000新元的援助。
这些社会支援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夹心层在奉养父母方面的压力。
然而，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深究，即：
新加坡人越来越长寿。
从50年代至今，新加坡人的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逐年升高。
根据卫生部最新数据，本地居民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在2020年是83.9岁，属于全球最高之一。当中女性（86.1岁）又比男性（81.5岁）更长寿。
另一边厢，我国整体生育率仍处于低水平。虽然从前年的1.10微升至去年的1.12，但这并非因为新生儿人数增加，而是因为育龄女性人数减少。
若家中子女不多，或生产年龄不断延后，以至于父母年迈时孩子才刚成年开始工作，这些夹心层日后需面对的“蜡烛两头烧”的压力，不言而喻。
下一代夹心层压力更大？
这对下一代的夹心层影响更为严重。
曾有数据显示，到了2050年，308万名新加坡人或47％的新加坡人口预计会是65岁。
另外，26.6％的本地年长者预计到了2035年将饱受慢性疾病的困扰。若真如此，夹心层在父母医疗费用上的支出也会增加。
新跃社科大学老年学教授高海伦（译音）几年前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曾说道，她相信年轻新加坡人必须有心理准备，往后的日子将比父母所经历的来得更艰辛。
“未来，照料年长者所牵涉的挑战将更巨大。他们须做好准备，扛起这些照护责任，并确保他们自己在迈向老年时，身体依然强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