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1990年代，红蚂蚁念小学的时候，一放学就迫不及待跑到学校附近或住家楼下的“妈妈店”，买零食和冰淇淋“犒赏”自己。
令红蚂蚁意外的是，现在的小学生竟然也会这么做！
在顺福路第304座组屋经营“华利”妈妈店的Kelvin Lim告诉《海峡时报》，如今小学生已成为他的主要顾客群。
小学生的父母呢？不是去超市或购物商场，就是网购后等货送上门。
也难怪他会感叹，再过几年可能就要关门大吉了。
全新加坡仅剩240间“妈妈店”
建屋发展局数据显示：
这些俗称“妈妈店”（mamak shop）的邻里杂货店已从1980年代“全盛时期”的560间，减至目前的240间。
这里的“妈妈”，指的不是上门光顾的家庭主妇，也不是经营店铺的老板娘。
“Mamak”在淡米尔语是“大叔”的意思，所以准确来说应该叫：印度大叔杂货店。
（还是叫“妈妈店”比较顺口，对吧？）
早期的“妈妈店”多数由印度同胞经营，但他们可都是语言天才！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甚至是福建话和潮州话等方言，都难不倒他们。
几平方米的小空间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零食、酱油、药品、肥皂、电池、卫生纸、文具、玩具、杂志和漫画……
店外的冰箱还有汽水、果汁和冰淇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有趣的是，货品的摆设似乎有它自成一格的分类逻辑。要什么就说一声，印度大叔会像小叮当那样从百宝袋拿出来给你。
没带够钱？没关系，先拿去用，下次再还。
每天早晨不到7点就开店，直到晚上10点才打烊，“妈妈店”一年365天风雨不改地为居民送上温暖。
“妈妈店”月租1500元 相当于一星期的营业额
不过，小型杂货店的货源，毕竟不像大型超市那么多样化。
随着组屋周围的超市和购物商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首当其冲的就是“妈妈店”了。
68岁的詹娜敦（Jannathun Abdul Hamid）在淡滨尼41街第425座组屋经营“妈妈店”已有30多年。
她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说，首20年的生意一直很稳定，但自从附近开了一家超市后，“妈妈店”的营业额猛跌了超过50％。
“超市那么近，走路十分钟就到了，而且卖的东西也比我们多，居民不再那么依赖‘妈妈店’了。”
更令她担心的是，店铺的月租逐年上涨，如今已升至1500新元；但营业额却每况愈下，从十年前的每日1000新元，跌至目前的200到300新元。
在顺福路经营“妈妈店”的Kelvin Lim也面对同样的经济压力。
自从附近的汤申——东海岸地铁线启用后，人们不再需要穿过顺福路组屋区，就可通往汤申路上段。
随着人流量减少，“妈妈店”的生意也下跌了两到三成。
就连报贩每日送来的报纸，也从之前的20份减至目前的五份。
“以前还会有熟客天天来买报纸，顺便买饮料和零食充饥解渴。”
“现在大家看新闻也上网，买东西也上网，地铁站附近又有那么多便利商店，我们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身为第二代店主的Kelvin Lim坦言，当初是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且行动不便，才会辞去科技业的工作，接管“妈妈店”的生意。
这些年来，他也尝试为老店转型，包括采用PayNow等无现金付款方式，以及为居民提供Shopee电商平台的取货服务。
但50多岁的他仍感到力不从心。
Kelvin Lim解释，店里任何时候都有100到200个包裹等待领取，遇到电商平台推出特别促销活动时，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我自己一个人翻找包裹，非常耗时，还得同时应付来买东西的顾客，人龙越排越长。”
“我真的累了。”
不过，“妈妈店”的生意日渐式微，也不完全是店主的错。
学者指出，不断变化的组屋设计也“难辞其咎”。
新加坡——瑞士苏黎世联邦科技大学（ETH）研究中心的“未来城市实验室”主任施勒尔德（Thomas Schroepfer）教授说，新式组屋的底层空间比旧式组屋小得多，恐怕容纳不下零售店铺。
但他强调，这些一般由家族经营的小型“妈妈店”，仍有它存在的功能和价值。
“它在社区里备受居民信赖，有助于加强社区凝聚力和‘甘榜精神’，在许多新加坡人的心中也占有特殊地位。”
的确，活在“网购时代”的消费者，当然很难对“妈妈店”的经营模式产生共鸣，更别说是感受当中蕴藏的人情味。
不论网购再怎么方便，红蚂蚁还是希望住家楼下有间“妈妈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