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2022年的居民整体生育率只有1.04。妇女在育龄期间（15-49岁）每人平均生育子女数。去年，本地新生婴儿只有3万5605名，比2021年少了7.9％（3067名），双双写下历史新低。
新加坡的生育率连年下降，政府一直不遗余力鼓励年轻一代养儿育女，包括让有孩子的家庭更容易以更低成本聘请女佣、推广亲家庭的工作环境、推出婴儿花红措施、试图通过取消班级排名和考试来减轻学生的压力、让父亲享有更长的陪产假，越来越多的父亲也开始承担起更多照顾孩子的责任等。
不过，这些措施并不奏效。
一名29岁的匿名女子在新加坡英文网络媒体Zula上写了一篇题为“为何我们不想要孩子，这与钱无关”的内心剖白。红蚂蚁将这篇文章翻译整理与大家共享。
读完，也许大家对千禧一代新加坡人的内心想法，会有多点儿了解。
新加坡政府在提高生育率上屡试屡败，是因为一直在治标不治本。
也许，新加坡的千禧一代害怕生孩子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是孩子。
（千禧一代 Millennials，指的是出生于1981年至1996年的新加坡人，今年介于27岁至42岁。）
受教育程度高，内心却支离破碎
尼日利亚诗人Ijeoma Umebinyuo写道“很多内心支离破碎的孩子，生活在成人的身体里，模仿成人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新加坡的千禧一代应该能理解这一点。
我们是新加坡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我们通过观察父母的关系了解到，幸福的家庭不是常态或必然。我们成长于离婚率空前高的时代，承受着父母离异的痛苦。
（上一代的女性/我们的母亲，她们不少是家庭主妇，或者兼职工，无需拼搏事业或攀爬职业阶梯。）
我们正在经历“青年危机”（quarter life crisis）。我们作为教育体系的完美产物离开了大学，而我们的创造力、梦想和抱负都被扼杀了。我们已身处痛苦中，仍得进入一个“嘲笑我们踏入现实世界”的工作场所中，我们感到害怕。
（“青年危机”指的是年轻人在成长中常遇到的心理困惑时期，一般出现在人生的前四分之一阶段，即刚大学毕业到社会实践的阶段。）
我们选择放慢脚步
应对寂寞、不确定性和经济不景气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们的父母也得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他们所赚的钱还更少。这一代人之所以如此不同，是因为我们更在意并选择优先考虑自己的心理健康、个人成长和幸福。
多亏了互联网，我们更有见识、与其他人更有联系、更敢于发言。我们现在会讨论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LGBT）、心理健康和种族的问题，也会创建与加入共同成长和治愈的群体。我们会使用#BodyPositivity（身体自爱）的标签，为自己发声，无条件地爱自己。
身为这一代人，我们选择不仓促行事、我们不要步父母的后尘，而无意中给我们所爱的人带来痛苦。
我从来没有向父母求证过，但他们应该是分别在25岁和27岁结婚，原因是时机成熟了。他们结婚两年后和四年后，我和我妹妹相继出生了。生儿育女是婚后自然而然的下一个阶段。
我对父母对我的爱毫不怀疑。我可以看到，他们一直努力成为比他们爸妈更好的父母。
但在我20多岁的时候才来修复破裂的亲子关系、处理他们的离婚，让我意识到我的父母其实当时并没有准备好要孩子。
24年过去了，我的父亲仍在学习如何当一个父亲。
孩子并不是奖励品
我正处在一个尴尬的年龄，我的朋友中有半数人每个周末都在喝酒狂欢，而另外半数正在订婚和结婚。
（千禧一代不像大家所说的害怕承担责任。）
我们不怕承诺，我们很乐意向某人做出永远的承诺，并让自己背上预购组屋伴随的30年房贷。
不是我们不想要孩子。我们仍然认为“生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是最理想的”。
但千禧一代知道，孩子并不是抚养权和监护权争夺案在打赢官司后的奖励品。生孩子不是因为你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或者要为家庭添个成员。
孩子绝对不应该是提高人口增长率的手段。
新加坡可以如何提高生育率
幸福的家庭是由恩爱的父母和健康的关系组成的。要成为好的伴侣，我们首先需要成为情感成熟的个体。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良好的沟通和解决冲突的技巧来维持婚姻和降低离婚率。
我们需要先懂得关心和爱自己，才能懂得爱别人，成为一个好父母。
尽管可以制定法律，通过规定谁能买得起或不能买得起住房来“鼓励”婚姻，但政府无法制定一本谁都能通用的“如何成为一个体面的人”的指导手册。
因此，先让我们学会站稳脚跟，先让自己成为更好的成年人，也许到了那时，我们就会觉得自己适合养育下一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