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同的角度来观看，故事就有了新的细节。由外国人的眼光看新加坡，有时候能看见平时被我们视而不见的事情。正如和王晴的聊天采访中，她问：你知道如何辨认租赁组屋吗？
“租赁组屋晚上一般会比较暗，租户说为了节省电费，很少开灯，也很少有装空调。”王晴说。
去年5月，王晴第一次走入本地租赁组屋，外人看起来如此繁华和富裕的城市，却依旧有人得饿着肚子入眠。
根据新加坡管理大学2022年3月刊登的一项调查《饥饿报告》显示，尽管新加坡被列为世界上最有粮食保障的国家，但1200个接受调查的新加坡家庭中，有10.4%在展开调查的那12个月中，至少经历过一次粮食危机。
当时，王晴正在一个社会服务机构（Beyond Social Services）实习10个星期。主要服务对象是租赁租屋的家庭。参与的项目包括青少年就业和粮食安全。
新加坡有约5万户家庭住在租赁组屋里，而租赁组屋其实就在新加坡人生活的身边，所以她蛮惊讶不少本地人不太清楚其居民的生活、工作、育儿等各种挣扎和努力克服困难的故事。
“租赁组屋未必是冷冰冰的地方。有一些居民自发互帮互助，在Covid的期间如果有人确诊，其他人会帮忙照顾彼此的小孩、做饭等等。”
“带我们到租赁组屋的社工，鼓励我们通过不同的感官来认识居民的状况。如果摘下口罩，你就可能闻到这里有种不同的味道，比如汗味、衣服未干、流浪猫的味道，还有就是很多人挤在小空间里的味道。”
她见过一户家庭10人居住在一房的空间里。
这一切对王晴来说，也不是全然陌生的。
来自中国广东的王晴曾经在深圳的NGO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走访城中村，寻找潜在需要帮助的会员，他们是在城中村里做小生意的外来移民，生活环境十分恶劣。
“深圳也是中国较为富裕的城市，也一样有贫困的问题和黑暗的一面。”
后来王晴到澳洲留学，2018年以交换生的身份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并对我国的公共住房政策感兴趣。
“深圳的经验记忆犹新，不少外来移民得和陌生人合租，不少房间里没有窗户，白天还需要开灯，一张床就是唯一的个人空间，衣物等都得挂在床架上等。”
“每个人都有住房需求，而住房是一项人权，新加坡在这方面算很成功，或许这能帮助我找到解决房屋问题的办法。”
于是，2021年王晴7月再度回来新加坡，在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修读为期两年的硕士课程，打算好好认识新加坡。
通过课堂的学习，她对新加坡的政策等有了颇为全面的认识。
她热爱旅游，又因为疫情期间无法出国，有空的时候也会在新加坡到处走走。她到过魔鬼岛、东陵福、樟宜沙滩等，也积极参加《联合早报》等举办的各种导览活动和及本地作家的新书发布会等。
她也经常阅读新加坡作家的作品，包括书写本地低层社会的《不平等的样貌》，还经常到草根书室和城市书房买书。
由于对公共住房感兴趣，王晴在留学新加坡期间，也阅读到不少关于东陵福组屋区的报道和文章。
建于1962年的东陵福组屋区，这些老组屋受到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SERS）的影响，不少居民现在已经搬到杜生附近的新组屋。
她在探索东陵福时参观了My Museum，通过My Community举办的社区导览中，认识了这个积极推广社区文化的组织，并加入文化小组（Cultural Mapping Team）担任义工。
每两个星球六，她会到杜生组屋区逐家逐户敲门寻找以前东陵福的居民，做问卷调查和采访，了解拆迁对他们的影响及搬到Dawson后的感受。
“居民都说很怀念东陵福的食物，有不少居民还偶尔回去吃东西、去湿巴刹买菜、和旧邻居跟朋友la kopi，咖啡店的头手记得每个人喜欢喝怎样的咖啡。他们虽然不舍得东陵福，但也慢慢适应了杜生的新生活。”
在探访东陵福的时候，她也被当地浓厚的人情味打动，那或许就是她在本地作家书里读到的甘榜精神。
“一个住一楼的老人打开门让我参观她的家。她经常为当老师的邻居泡咖啡和准备面包让她带回学校做早餐。她很喜欢她的家，前后两扇门通风对流，外面还有‘小花园’，邻居们种满了东西，有香蕉叶和各种花花草草。在和居民聊天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东陵福是充满人情味的‘家’。”
当地居民花心思去布置家和公共空间，打破了她对组屋设计的刻板印象。
“一个Auntie说，组屋的门闸很像监狱。于是她在上面用塑料瓶种满绿箩，这样看起来比较舒服。她还在绿箩里面滴了几滴食用油，说这样可以驱蚊，不然NEA来查积水会罚款的。还有一个Uncle用枯叶和石头把自己家外面布置成海洋世界。”
这些用实际行动，没没说出来的，就是居民对一个地方的爱。
“新加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么小，但那么多文化聚集于岛上，要在新加坡品尝到其他国家的文化和美食轻而易举。”
这一期，我们邀请王晴当导游，带我们探寻新加坡闹市中鲜为人知的中国元素：走入中国超市，寻找富有文青感的网红零食，包括一些古怪口味的零食和点心，同时了解现在中国年轻人潮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