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打开《海峡时报》电子版，看到了以下这两则新闻，顿时感触良多。
你家中的女佣、邻居或亲友的女佣多久没回国与家人团聚了？
她们在对抗冠病疫情的同时，除了思乡，还要担心身在家乡亲友的安危。
或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嘘寒问暖的同时，也当一个倾听者，让只身异国的她们，不会觉得孤军作战。身为雇主的我们，也应该给予她们自由时间与家人通电保持联络，时刻获知家人的最新消息。
红蚂蚁的缅甸女佣从2018年7月抵新后就未曾回国。原本去年3月，两年合同届满之际她打算回国庆祝新年，并且为亡母办追悼会。
但由于当时往返两国需隔离一个月，又必须承担受感染的风险，加上担心再次也许不容易再入境新加坡、而且工作不易找，于是决定等疫情好转了再回国。然而一年半过去了，当地的疫情却还未看到曙光。缅甸的冠病感染总人数从去年5月的200人增至本月的50万人，至今已有1万9000人染疫而死。
37岁的女佣，命运相当坎坷，孩子一出生就成寡妇。如今，她一人身在异乡，却担心着未成年的儿子以及年迈的父亲会受到感染，想给他们寄些补品，却又因各省的边境开开关关，一下子没船运送，一下子公路关闭，始终无法送上。
今年7月，疫情蔓延到女佣家乡缅甸实皆省（Kalemyo）吉灵庙镇（ Kale ），导致当地氧气不够用。心系家乡的女佣，毅然捐钱在当地购买氧气桶。
据女佣透露，自缅甸军队今年2月发动政变夺权后，缅甸农村近来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武装冲突和军事行动。她在家乡的好几名亲友也因此死亡，老家又到处被放火，家人被迫撤离村子，儿子已经快一年没法上学。
据悉，当地人除了健康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外，政变还导致缅甸货币大幅贬值、食品与燃料价格猛涨，如今就连粮食的获取也成了问题。
和女佣聊天时，她无奈地说：
“现在病毒已变得不可怕，政变更可怕。”
同样来自缅甸的另一名女佣Zin Zin Aye，在本地打工9年，也因疫情的关系已有近4年无法回家探亲。
29岁的她告诉《海峡时报》，70岁的爷爷与胃癌搏斗多年，去年2月病逝。她无法回家见他最后一面，不能好好答谢爷爷对她的养育之恩。
她天天都担惊受怕家人在冠病和武装冲突双重阴影下的安危，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撑过明天。Zin Zin Aye家中有九个兄弟姐妹，她是老二，选择到本地打工是为了赚钱供弟妹读书。她说：
“我非常担心家人，担心他们是否安全，但除了祈祷我什么都不能做。无论我做什么，心里总是记挂着家人的安全。这个紧要时候，我却不在他们身旁，真的很难过。有时候，我能感觉到爸爸妈妈没告诉我缅甸现在的确切情况。他们不想让我担心。但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这段时间，幸好有雇主一家的支持。已在雇主家打工五年的她说：
“这段期间很难熬，但我的雇主非常明白事理，没叫我专注于工作，而是安慰我，照顾我的心情，和我一起祈祷。如果没有她的支持，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来自菲律宾的女佣Gelerina Hernandez（49岁）也已经两年没回国了。她的53岁丈夫去年10月不敌咽喉癌在医院过世，她只能通过视讯的方式道别，看着已经无法讲话的丈夫咽下最后一口气。
当时她隔着电话屏幕，答应丈夫会好好养大三个孩子，分别是27岁的女儿（在医护行业工作），以及还在求学的15岁和16岁儿子。
考虑到抵达菲律宾后需隔离14天，无法与丈夫见面，也赶不及参加丧礼送他最后一程，Gelerina最终选择留在新加坡。
她说：“我也担心回家后，因为冠病疫情的各种变数，我不能回来新加坡。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和教育，我需要在这里工作。”
她说，虽然孩子们理解她必须到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也感激她努力挣钱供书教学，但他们还是希望母亲可以陪在身边。尤其是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
Gelerina通过视讯看着丈夫离去时，71岁的女雇主塔拉（音译，Tara Dhar Hasnain）一直陪在她身边，长达四小时。
为了帮助女佣度过难关，塔拉为她支付丈夫的葬礼费用，并邀请Gelerina在新的朋友到家中陪伴她。
塔拉是退休的大学教授。她认为，冠病给女佣带来了更多的压力，雇主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这是最基本的人性，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如果我们处在她们的处境，我们会有什么感受？家庭帮佣通常与家人很亲近，她们许多人离开丈夫和孩子来给我们打工。冠病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这类悲剧必然会在这段时间发生，我们需要对她们更宽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