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知识分子会告诉你，不论在程序意义还是实体意义上，宗教都不应具有过大的参政权。
这在任何一个致力于实现现代民主制的国体（如缅甸）都是一种大忌，因为这会在一个利益诉求逐渐多元化的社会中形成诉求垄断。正如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所言：
“政治无道德。”
这句话具有实然与应然的双重意义。
1988年，由奈温为首的军人统治阶级面临着国家经济破产的危机，无法支持国家的基本职能。这也意味着，军民管理的体制在某种程度上使缅甸陷入了困境。权钱交易、腐败、劣质的经济结构、悬殊的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引发了大规模的城市抗议。
但是，今年的仰光抗议与缅甸以往的抗议不可同日而语。
上世纪抗议的核心在于，民众对现存政治体制低运行效率的不满宣泄。换而言之，在当时，军方若能出现一个比现政府更加贤明的领袖的话，社会就不会出现那么大规模的抗议，民众本身甚至也会拥护其执政合法性。
今年仰光抗议的实质在于，民众由信仰佛教所表现出对民主政治的渴望及公民自主意识的无条件维护。换而言之，现今的抗议是为了确认公民意识仍然是当代缅甸社会在独立中实现民主制的必要条件。
或许是在2019年，民众始终记得，国务资政翁山淑枝以“人权斗士”之名在国际法院为曾经软禁过她两次的军方辩护。在他们心中，翁山淑枝是维护公民意识、推进民主建设的核心人选、甚至是保护缅甸民众不再回到军民统治时期的最后防线。
而现在，军方以维稳之名强行封锁网络更是激化了民众的民族情绪。互联网是不同利益群体的表达渠道，也是体现言论自由的不二法门。故此，封锁网络也就意味着极度削弱社会的民主制进程，使缅甸极有可能回归至上世纪的军方统治时代。
很遗憾，当今缅甸社会，军事政变、软禁翁山淑枝、仰光街头频繁的“敲锅声”、三指敬礼再现，无一不源于佛教对缅甸政府的过度参与而引起的民族主义情绪。
对民众而言，缅甸军方软禁民主政府的领导人无疑会让他们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到2011年前，近50年军人统治时代。
此次抗议，对一个在军方统治下长大的青年来讲，仿佛梦魇的延续。老师的传道授业不过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军事宣传”；挚友的突然“失踪”无非就是因双亲的政治羁绊而连累入狱。
诚如前言，史无前例的仰光抗议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佛教政治化的的加持。此次抗议的底色，是宗教与政治的赤裸博弈。
虽说缅甸低效的国家整合能力有赖于佛教的政治化，但无论是前期的国王统治时期还是殖民时代，佛教在缅甸一直具有政治活动的传统。
在当代缅甸社会，佛教不仅是一种“应观法界限，一切惟心造”的个人渡化，更是将佛教的道德内涵，通过形而上的理性表达，成为不亚于军事统治的另一种意识形态。
此次的抗议，我想还有一个隐藏情绪。抗议一方面代表着缅甸从殖民时期起因外来文化的侵蚀所逐渐高涨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预示着民众在未来想要一个“有道德”的政府。
在佛家眼里，当时当下是以往所有意念行为的产物。未来的“果”是否能愉悦人心，将取决于当下的起心动念（“因”）。
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放在当下缅甸社会的语境，就是国家未来的走向与当下执政者的行为密切相关。
正本清源的讲，民众抗议的不再是军方的统治，更是在极力批判军方政府的道德水准。
当代缅甸社会非常崇尚一种“道德式民主”社会，其包括两袖清风的领袖及懂得自制的民众。民主与道德的有机组合是当今每个缅甸民众翘首以盼的国家形态。
展望未来，对缅甸而言，此次的抗议与政变具有国内与国际的双重启示。
缅甸应权衡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就如平衡自由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样。宗教应有一定程度的群众规模，这无可厚非。政府甚至也可以为佛教提供更好的硬件设施，如修建寺庙，为佛教组织协会提供财政扶持，以促进般若菩提的普渡。但宗教也需要权力的监督。
以宗教之名来排除异己本就是对宗教的最大亵渎。这对缅甸来讲尤为重要。缅甸僧侣日渐高涨的参政议政权极有可能会等化佛学与民主的内涵。简言之，缅甸人若想要了解民主的意义就必须信仰佛教。
这种思维方式会带来一种极为吊诡的现象：宗教复兴代表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推动民主的进程。但肆意的宣扬佛教，实则是宗教对社会话语权的专制与垄断。
再来，民主制下的多元化诉求是导致抗议的因素之一，但其加剧了军方以暴制暴的情况，某种程度上巩固了军方的统治权。
所以，历史上的民主政体大多都印证了一个可悲的猜想：民主又何尝不会走向另一种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