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卸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任期尾声于12月15日安排了一趟“新加坡两日游”。
在新期间，他陆续拜访了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贸工部、教育部等政府单位，旨在了解新加坡双语教育及数位化发展等议题。
除此之外，到了晚上，柯文哲也参访了位于金融区的老巴刹，大啖沙嗲及甘蔗汁等美食。
期间还陆续被几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民众认出。来自香港的民众更是热情地大喊"柯先生，你是我的偶像"并要求合照，人气可见一斑。
亚洲的华人社会不乏指标性的国际大城市，诸如北京、上海、香港等。柯文哲在任期的最后一刻，偏偏挑了新加坡作为参访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恐怕也是认同对于台北而言，新加坡是很好的学习对象，有值得取经之处。
美食文化
就拿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小贩中心来说，新加坡可是坐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光环。
相比之下，台湾的夜市虽也属于类似定位的市井美食发源地，却无此殊荣。
难怪柯文哲笑称：“起码研究一下你们怎么包装的。”
新加坡小贩中心与台湾夜市，光论美食恐怕是各擅坛场、难分伯仲。
但柯文哲也坦承：
“当然台北市像宁夏夜市是做得还不错……但不可否认的是，台湾大部分比较local的这种夜市比较不干净。”
这点是输新加坡的。
但相较之下，台北的相对优势是禁用一次性餐具，因此台湾夜市对比起新加坡小贩中心，相对环保。
数位转型与双语教育
在数位化方面，柯文哲也大叹过去三年疫情确实是全球危机，但危机也是转机。
当疫情席卷全球时，新加坡相当成功地抓紧机会做出漂亮的数位转型。
对于电子化（E化）、Deserialization（序列化）的实行都卓有成效。相对的，台北就很可惜，没能利用这个危机成功做出转型，错失了改变的机会。
柯文哲也举例称，国际评比E化程度上，台北市是全亚洲第二名。
“第一名你知道是谁？就是新加坡。所以敌人永远是最好的老师。”
在双语教育的议题上，柯文哲提及，以前向新加坡教育部官员请教“为什么新加坡能成为国际形城市”时，对方给出的答案是“双语教育”。
因此台北市大可借鉴新加坡的优势，推行双语教育的趋势。
目前台北市的236所学校中，已有78所学校采用双语教育措施，执行面上的定义是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课程，采取英文教学。
最好的老师
1960年至1990年间，曾有“亚洲四小龙”之说，指的就是当时飞速成长的四大经济体：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
如今30多年过去了，曾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的台湾在经济上已输给新加坡。
以2021年人均GDP的数据来看，新加坡为6万6263美元，台湾仅有3万8701美元，如今在当初的四小龙中屈居第三。如此的差距，代表着新加坡肯定是有过人之处。
笔者近年于新加坡、台北两地从事人力资源及金融相关服务。以个人观点看来，新加坡优胜的是，有着一个极具商业头脑的政府领航，坐拥一批优秀的精英人才，能在国际情势中左右逢源，也有能力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找到机会，或是修正经营路线。
新加坡近几年在疫情下成功推行数位转型，甚至在香港这颗明珠黯淡时，新加坡也能一跃成为亚洲第一金融中心。从这几点看来，未来十年新加坡仍大可期待继续稳占亚洲经济发展的鳌头。
相对的，台湾目前仍夹在美、中之间的角力，政治局面的稳定先天就不如新加坡。
台湾虽号称亚洲具代表性的民主社会，但却浪费了许多精力在互相攻伐等内耗上。政府单位无论是执行力或廉洁程度，都输新加坡一大截。
因此笔者认同，新加坡的成功经验，确实会是台北的好老师。
如果走访两地的话，不难体感出虽有不少差别，但仍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
同样是繁忙的都会区，虽然还不及新加坡金融区耀眼，但台北信义区仍是高楼大厦栉比鳞次、众多优秀企业以及大外商进驻的一线战场。
虽然台北人不似新加坡人有那么强烈的“怕输”特质，仍有众多优质、英文流利的人才在职场上踏实打拼。
柯文哲卸任后，料想近年内新加坡仍会是新的政府团队亟力想学习的对象。
某种程度上，频繁交流也相当利于教学相长。相信台北也有许多优点是值得新加坡学习的。像是浓厚的人文气息以及相对悠闲的生活环境，而且捷运（地铁）也不怎么故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