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最后一家民歌餐厅爱琴海即将在下个月结束营业，令华语社群不少人感到惋惜。
本地在高峰期曾经有好几家民歌餐厅，这种沿袭自台湾的餐厅经营模式，是本地华语圈子一道独特的风景。
很多捧场的客户都是华文教育背景，两个世代以来，听着不同年代的年轻人现场演唱昔日今时的华语乐曲，无论歌艺如何，那一股浓浓的文化情怀都要现场参与者才能体会。
餐厅经营者坦言多年来都靠着热忱在撑持，已经入不敷出很久了。比较年轻的客层难以为继，新冠疫情更是雪上加霜，于是决定来到一个终点。
这几乎是新加坡从事属于文化艺术事业者的共同困境。无论是开华文书店、出版华文书或其他华族艺术也一样。
长期支持的客户年纪渐渐增长，兴趣和支持的热情减弱；年轻一代消费者却因为选择更多，对华文文化的热忱不如年长者，支持度也就有限。
而商业性质的生意，从租金、薪金到水电，什么都是钱。营业收入能维持已经属于幸运，能每个月都有盈利，更是像每个月中奖一样。
早期没有手机也没有那么多电子娱乐，华文文化或娱乐事业还比较容易做的时候，其实有过兴盛的时代。从通俗的歌剧院到文青味道浓厚的民歌餐厅，人满为患不是罕见的事。
即使是华文书店，也曾有过辉煌的岁月。但是用俗话来说，那是咸丰年间的事了，今天的局面，互联网和智慧手机带来的改变最大，倒不完全是语文的问题。
最近，两个被李总理控告诽谤的人都通过众筹的方式，在短时间内解决了财务问题。于是我在想，文化事业如果也通过众筹的方式来经营，是不是也可行？
当然会产生的问题是：无论民歌餐厅还是书店，生意毕竟是生意，众筹来的钱要如何计算股权？要如何不受制于支持者，维持经营者本身的自主性？
这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首先，如果我的理解没错，法律没有规定企业经营资金不能通过公众小额筹集。
如果是这样，只要集资者将条款定明，资金来源用于什么用途，捐款者不能过问企业的经营方式和情况，诸如此类，应该就不会产生权利义务上的误会和纠纷。
其次，经营者需要考虑的反倒是，自己经营的事业，无论是民歌餐厅还是书店，真要走出这一步，能得到多少群众的支持。这是最严酷的事实。
群众在支持特定人物的特定事件时，往往是基于一时的需要而解囊相助，多是一次过。
但是经营一盘生意，需要的是长期的运转，资金不能中断，也就是说愿意慷慨解囊的群众人数必须很多，才能确保资金源源不绝。
抑或是其中有几个财力雄厚又热爱那一盘生意的善长仁翁，同样乐意长期资助。在这种情况下，众筹就可以有一定的还魂续命效果。
然而，这情况必须是这盘生意本身以及经营者对社会大众或是特定人群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其经营理念与手法能得到人们由衷的支持，在经过一番良好的宣传故事加以游说下，可以让人慷慨解囊，为一番文化事业共同出力。
大家不要忘记，60几年前，南洋大学的兴办就是众筹成功的一个最佳范例。
虽然陈六使和福建会馆是整个故事的关键，但是广大的群众才是南洋大学终于成就一番事业的坚实背景。
没有了那一大群的三轮车夫、小贩、司机、清洁工、舞女、工人，南洋大学的历史就谈不上轰轰烈烈，永垂不朽。
而使它可以如此波澜壮阔的，正是一整个南洋华人社会的子弟需要在地升学这一个“民族渴望自立自强”的故事。因为这番可歌可泣的诉求，无需多言就足以感动全社会，催化了哪怕目不识丁的下层百姓，众筹才达到一个空前绝后的成绩。
当然，今天本地的文化事业不可能再有南洋大学那种规模。不过一些看起来是小生意的文化事业，尤其是母语相关的弱势者，其存在感却值得重视。
但是因为没有足够丰富的叙述和面向社会的诉求，母语文化事业往往被冷落成少数人的同温空间。整个社会没有被普遍告知、提醒其意涵，也就没有机会深入思考母语文化事业在社会中的角色、意义与必要性。
这其中当然也牵涉到经营者的思维无法突破，这究竟仅仅是自己的一盘生意，还是与社会大众有关的事？
或者这其实先是一盘生意，做着做着就有了文化内涵，也就和社会大众有关，这时候能不能考虑让社会大众也从资金面介入生意，以便减轻经营者的负担？
经营者要如何确保与社会大众互信？愿意不愿意把一盘生意做成具备社会企业性质的东西？甚至探讨更多的可能性，以便继续维持一个有点历史更具备一点文化内涵的社会风景？
很多人说新加坡人不习惯思考。但如果本地完全变成某种语文的文化沙漠，例如没有了书店、没有了单纯可以母语享受文化或者娱乐的聚落场合，本地人还是不去思考“那有什么关系”，的确是个问题。
不过在那之前，至少本地企业应该给这个社会有机会思考“要不要用某种方式支持某个文化企业”这个问题。
新加坡绝大多数人都拿得出一些多余的钱，但值得支持的故事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