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Centre for Asian Philanthropy and Society, CAPS）在7月12日发布了一项名为“2022年行善指数” （Doing Good Index 2022），针对17个亚洲经济体内的2239家社会服务组织展开调查研究。
结果显示，新加坡与台湾并列为“最有利行善的亚洲国家与地区”。
乍看之下，这句话不容易理解，还以为是指新加坡人和台湾人一样都是最好善乐施的人，事实上说的是政府行为。
新加坡具有良好的监管框架，为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和慈善机构提供重要的支持，并且在慈善捐款的政策上给予250%的税收减。
一个经济体的行善指数，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善行是否受到鼓励，能否顺利展开，“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不可或缺。
受该研究调查的新加坡社会服务组织中有80%得到了政府资助，位列第一，其后是台湾和日本，获资助的比率分别为68%和66%。这个排名似乎也跟一个经济体的富裕程度有关。
新加坡的国家外汇储备和个人平均收入多年来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国家整体的“行善气候”本就应该在国际上有优异表现。
矛盾的是，更需要慈善事业帮助的是贫穷国家，但它们的政治领导权又往往落在贪污腐败的窃国者手中。因此，行善事业得靠国际组织伸出援手。
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联合创办人兼主席陈启宗说，三分之二受疫情影响而被迫陷入贫穷线的人位于南亚、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意味着这些经济体急需公益慈善的支持。
例如近日宣告破产、人民造反、曾经是印度洋一颗明珠的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如丧家之犬，留下一个烂摊子，日前仓皇逃来新加坡。
当全国人民得不到温饱时，它最迫切的问题就已经超越慈善事业的范围。国际机构的援助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斯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恢复经济的有效而廉洁的政府。
所以，这个“行善指数”似乎只适合用于评估较富裕的国家和社会，贫穷国家面对的是更大的经济问题。
此外，起起落落的冠病疫情给较发达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同的挑战，个人和企业受到沉重打击，政府也把重点转移到拨款补贴个人与企业。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慈善更须要加码，弱势群体的处境更须要额外的关注，社会服务组织的担子就更重了。
69%的新加坡社会服务组织接受企业资助，亚洲平均水平则为54%。本地企业资助占企业总预算的约11%，同比2020年的17%略有下降。企业与政府的行善伙伴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是新加坡能在“行善指数”高居榜首的关键因素。
7月14日，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和10名政要和国会议员到东海岸公园雨中骑车，参与一项为弱势家庭筹款的活动，支持他们购买翻新后的笔记本电脑。
这是由内政科学局（HTX）举办的年度义骑筹款活动，既鼓励旗下的员工积极运动保持身体健康之外，该局今年也同非盈利组织“工程向善”（Engineering Good）合作，将预计筹到的50万元捐给该组织以推动数码化。
新加坡政府以一对一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筹集善款和活动基金，政治领导又以公众看得到的实际行动参与其事，是个“政治非常正确”的表态。
新加坡式的行善是一门现代管理和政治学问，这是“行善指数”所没有告诉人们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