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社交账号、搭讪聊天骚扰、窃取通讯信息，在网络科技发达的时代，盯梢（stalking，简单说就是跟踪）就跟吃饭一样简单。
随便动一动手指，即可“人肉搜索”出某某人的“祖宗十八代”。
想要知道TA的生活圈子、兴趣爱好、历史信息等，更是轻而易举。
任凭一个人再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平日无意间曝露在社交媒体的照片、文字和行踪，或许无意间就能成为“有心人士”的突破口，分分钟搭讪骚扰犹如梦魇般如影随形。
昨天（14日），一名曾就读于安德逊实龙岗初级学院的年轻小伙子，因对一名女国手“一见钟情”，化身为一名跟踪狂，作出一连串偏激严重骚扰行径，被控上法庭。
庭上披露的细节显示，这份来路不明的“倾慕之情”已逾越道德底线，给女国手及其家人造成严重精神负担：
被告创建17个Instagram账户狂发情书、6次登门骚扰、连发43封电邮给女国手父亲，甚至聘请私家侦探跟拍女国手，并称女国手是他“未来的妻子”、“你只是我的玩具”、“时间到了你就知道我会怎么做，希望你在剩下的日子内能够想清楚”，措辞露骨令人不安。
网民看了直摇头，说这名男子“病了”。网络科技的普及更是间接导致被告犯案更易达成目的，让人开始反思网络世界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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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被告杜文杰（译音，20岁）是在2016年一场运动赛事上第一次见到女国手，隔年又在义安理工学院举办的“新加坡青年奥林匹克节”注意到她，因此萌生爱意。
两人此前素未谋面，随后也未有接触。
杜文杰在2018年第三度见到女国手，爱慕的小火苗已无处安放。不懈努力下，杜文杰终于在6月找到女国手的Instagram账号，鼓起勇气开始搭讪，私讯发“情书”给她。
起初，他仅表欣赏之意，主动报上大名与联络号码。在女国手不读不回的情况下，他开始演变为自言自语，告诉对方自己经常盯着她，甚至出言恐吓。
2018年10月，女国手才留意到狂轰滥炸的陌生私讯，吓得立刻回复杜文杰，要求他停止骚扰，接着屏蔽其账号。
事情本可到此告一段落，最多只是人生一段“无疾而终”的单恋。
但杜文杰不愿放弃，先是看准机会应征了国家队训练场所的工作，准备到女国手面前告白；后来由于屡次被女国手拒绝，他索性用工作系统查找女国手的住址。
至此，杜文杰不断纠缠，开启长达两年的骚扰跟踪。
令人不舒服的跟踪骚扰行径不多做叙述，言归一句“恶心到女国手的家人不愿坐下来和他调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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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昨天以一项盯梢的罪名控告杜文杰。
主控官在庭上指出，杜文杰即将满21岁，若他现在决定不认罪，一旦在成年后被判罪成，控方将会要求判他入狱服刑。
现阶段控方的立场是，提交缓刑监视及青年改造所报告，再视杜文杰更适合哪种刑罚。
新加坡的防止骚扰法令有涵盖非法盯梢（unlawful stalking）罪行。罪成者可被判罚款高达5000元，或坐牢长达六个月，或两者兼施。
据悉，杜文杰一开始不愿认罪，却在女国手出庭供证半天后改口要认罪，理由是：
“我不想让她继续受苦了。”
此案还未正式下判，待法庭下星期过堂。
究竟是杜文杰“想通了”决意结束漫长官司，还给女国手清净？还是仗着未成年罪行较轻而认罪？
我们不得而知，也不宜在下判前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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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蚂蚁想说的是，就算他已成年，最终被判罚款5000元及坐牢六个月，对于一个骚扰滋事成性的人来说，似乎都判得太轻了。
从前，想要跟踪一个人，必须花费诸多精力和财力，长时间实地跟踪，才能了解对方的喜好与习惯。在整个过程中，有些人可能会嫌麻烦，逐渐失去兴趣而放弃。运气差点的，甚至还可能被警方缉拿。
在网络盛行的今天，像杜文杰这类“专业”跟踪狂，几乎都不必花费太多钱，甚至坐在家里就能跟踪。花时间动动手指，就可以在网上查找到受害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与私讯方式，然后就可以发信息纠缠不清。
即使被对方屏蔽封锁，也可狂开17个账户继续骚扰。如果想要查到通讯电话和联系地址，只要懂得门道，也犹如探囊取物。
更别说是随随便便就请到一名私家侦探出马。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哪有那么容易？
或许，我们应该审视2014年11月生效的防止骚扰法令下的刑罚，在网络犯罪日益普遍的今日，是否还能跟上时代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