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去年的生育率跌至历史新低的1.1，关乎国家未来存亡的警报频频响起，政府和各方有识之士也纷纷出谋划策，无不希望能尽早把新加坡从人口老化的泥沼中拉起。
这两天有个论点在本地社交平台上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
让女性强制参与国民服役，以提高生育率。
这个论点来自《海峡时报》昨天（22日）刊出的一篇读者来函，作者是一名16岁中四生王丽欣（译音）。
作者写道，让女性当兵可以使她们的国民服役阶段和男性互动，继而巩固彼此关系。
言下之意，当然是希望本地男女能透过国民服役阶段认识彼此，进而建立亲密关系，最后结婚生子，达到女性当兵的最终目的：
提高生育率。
作者还举出以色列的例子，佐证这个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信函中提到，实施全国男女强制服役的以色列每1000人中出生人口多达近20人，相反新加坡则是每1000人中仅有8.5人出生，远逊于前者。
诚然，以色列在某些方面和新加坡类似，都是高收入发达国家，都在国家安全考量下实行国民服役制度，拿拥有高生育率的以色列来作为参考对象是非常合理的，但参考哪一部分却是值得商榷的。
至少，将男女共同服役视作以色列高生育率的主因是过于武断了。
以同样也是高收入发达国家，同样也是男女强制服役的挪威为例，相关措施并未显著造成该国的生育率高企（挪威2016年开始征召女性入伍，但该国生育率仍逐年下降，去年的生育率是历史新低的1.48）。
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个概念叫作“因果谬误”：小学生的鞋子尺寸越大，阅读能力越佳，但我们都知道鞋子尺寸不是小学生阅读能力变得更好的因，年龄才是。
避免因果谬误，我们应该要抓出的，是以色列高生育率真正的“因”。
全球发达国家先后陷入低生育率困境之际，以色列可谓是鹤立鸡群的存在。该国近年来的生育率都维持在3以上的水平，高于2.1的人口替代率。
造就以色列逆转全球趋势的，是下列这两种因素：
- 政府全额补助该国妇女进行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on Technology，俗称人工受孕）；
- 犹太人注重家庭的文化与信仰。
不限次数，完全免费的人工受孕
以色列是全球人工受孕技术最成熟的国家之一，当地政府也非常慷慨地为18岁至45岁，未满两个孩子的妇女提供不限次数的人工受孕补助，其中包括价格高昂的体外人工受精疗程（IVF）。
上述政策，造就以色列成为全球体外人工受精执行率最高的国家。根据以色列卫生部2017年的统计，当地约有5%的婴儿是透过体外人工受精怀上的。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这项政策使以色列人工受孕对生育率的贡献值高达0.13，相反的其他国家只有平均0.03。
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女性投入职场，以及女性越来越晚婚的趋势，以色列同样无法幸免。但政府的补助政策足以协助她们在年纪较大时,透过人工受孕生下第一、甚至第二胎。
犹太人的文化及信仰
另一个被视为以色列高生育率的因素是当地的信仰。
美国小儿科医生罗伯特·汉密尔顿（Robert C. Hamilton）2018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犹太人相信上帝将律法交给自己，并要由自己的子女继续传承上帝的话。
尽管新一代以色列人可能已不相信这套说法，但根深蒂固的犹太教文化还是影响了他们对生儿育女的观念。
此外，以色列认为其国家与社会的存在有使命和目的性，因此生孩子不是“人生的选择”，而是“组成人生的一部分”。
新加坡还能做得更多？
和世上其他面临人口老化危机的国家一样，新加坡政府历年来也推出了不少鼓励国人生育的措施，当中也包括提高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on Technology）的补助金额。
但和以色列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并非全额补助（最高补助比率达75%），同时补助次数也有限制。
随着本地女性越来越晚婚，相关政策的调整能确保更多晚婚女性能在更少经济负担的情况下，生育下一代。
另外，如何在本地文化和价值观体系中，注入类似以色列人崇尚生儿育女的观念，也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回到让女性加入国民服役的问题，如果不将女子服役是否是实现男女平权纳入考量，也不讨论是否能更充实我国的国防实力，单就生育率为出发点来鼓吹女子服役，似乎有点过于草率。
毕竟，以色列的高生育率不太可能源自其男女强制服役政策。
把保卫国家安全的军事单位变成“婚姻介绍所”，等于还没解决一个国安问题（生育率），就把另一个国安问题（军队战力受影响）给加上去，不啻是本末倒置。
作为新加坡曾经的“严师”，拥有高生育率的以色列如今还是有值得我国借鉴之处，但要学，也得学在对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