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的特色很多，其中一个是：
从中央到省市，它有大大小小的“宣传”和“统战”组织，主导思想意识的宣扬。
在中国以外的世界，思想意识的宣传，听来像是政治洗脑、思想操控，自称民主的政治人物提都不敢，一提就犯大忌。
在中国，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没什么忌讳，数十年来都大费周章的宣传，近年来还延伸到世界各地，十分费劲地开展人们所说的“大外宣”。
中国式大外宣，就像大内宣那样，一点都不含蓄。
然而，毕竟他地社会有别，不经过滤的外宣工作，很快就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到处碰到敏感神经，引发反弹，在西方社会更引来抵制的强烈呼声。
面对如此情景，中国懊恼之余也忙着辩解、驳斥。
四年前，中国共产党就有此一文，题为《理直气壮地开展中国宣传学研究》。作者在文中理直气壮地说，任何批评中国式宣传工作的人，都是存心抹黑，都是想要“妨碍中国人掌握正确的思想”。
文章说：
“近年来，国内外反华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就是集中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他们散布奇谈怪论称，宣传一词在西方是个令人反感和厌恶的贬义词，世界历史上只有两个国家设有宣传部这种机构，一个是纳粹德国，一个就是共产党中国。这种论调迷惑了很多人。”
这篇文章反映中外人士观念上的差异：
当政者向人民灌输政治思想，在中国是天经地义的，是可以理直气壮地维护的，但在中国之外的许多国家，这全然是专制政体的行为。
且不论谁对谁错，一个事实是：中国式宣传一出国门，还不见遍地开花，就很快的四处捅到蜂窝（以及红蚂蚁窝），惹了很多是非，伤了很多感情，引来阵阵外交风波。
根据资料，中国在2009年开展“大外宣”，最初的目的是要“说好中国故事”以及跟西方“争夺话语权”。
一些学者说，中国看来无意输出意识形态，不是要赤化世界，而是要宣扬国威，让世界知道中国的繁荣强盛，并且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
这些目的本身不可怕，宣扬国威不等于耀武扬威。然而，中国的外宣工作不但有系统、有组织，来势汹汹，连大国都感到压力，小国更是担惊受怕，反制的声音恶随之而来，大外宣逐渐成了人们口中的“红色渗透”和“红色宣传”。
在西方和亚洲，学者和媒体纷纷撰写文章、著书立说，细细解剖中国对外宣传和统战工作，记载它如何“收买”和“渗透”各地政客、传媒、民间组织，如何着手建立一个广大的亲中国的人脉网络，如何试图影响各地的外交和内政。
在新加坡的书局里，议论中国对外统战策略的书籍，显著的摆放在畅销书的架子上。在各地网络和媒体平台上，相关的讨论比比皆是。
由此来看，大外宣输送国家威望之余，也不幸地为“反华势力”送上了弹药。
近来，许多立场持平的局外人，觉得西方围堵中国的做法太过分，但也觉得中国的对内对外统战太过火。
譬如，中共最近出台针对民营企业的统战文件，要加强对民企老板的管理，确保他们“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增强他们对中共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如此一道命令，这样一项规定，不就正中“反华势力”的下怀？美国政客试图封杀华为、字节跳动等中国民企的时候，所持的理由不正是说它们终究是中共对外统战的一种工具？
此外，中国2017年通过的“国家情报法”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
美国政府便是一再根据这个“情报法”，说明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在中国法律下有责任支持和配合间谍活动，足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不得不封杀。
让世人深感费解的是：中国一方面否认企业身负统战的任务，一方面又白纸黑字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听党和政府的指挥。
这意味着，当中国企业和民间组织走出国门，想要取信于人的时候，想要说明自己只做生意不受政治束缚的时候，听者即使想要相信，心里难免疑心重重。
世人疑心重重，中国的故事始终就说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