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制最近又成为热点话题。工人党议员林志蔚跟人民行动党议员在国会辩论，且因为一些工会领袖认为林志蔚的发言，对他们语带不敬而表示不满，让这一轮的讨论增添了更多情绪色彩。
最低工资制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其本质是自由市场无形的手是否真的有效。课题受关注的大背景，当然是越来越显著的贫富差距问题，特别是上市公司总裁的收入，跟公司员工平均收入的倍差越来越大。
经济学课本告诉我们，价格是市场供需的信号，需求越大，价格越高。但我们都知道现实跟课本毕竟是不一样的。
清洁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没什么人愿意做，理论上他们的工资（市场价格信号）应该要很高，因为供应稀少，应当重赏以吸引勇夫。可是，这个群体的收入却是非常低，低到需要靠政府介入，设立渐进式薪金模式来帮助他们。
其他需要类似帮助的职业还包括保安人员和园丁。经济学博士或许会说，那是因为这些行业的“含金量”（所需的知识、技能）不高，所以薪水才会不高。但反对者也会指出，他们薪水不高的原因或许是外来竞争，廉价的外籍员工扭曲了市场的“自然”供需，变相压低了他们的薪水。
这个现象只是进一步证实，经济学理论和经济现实存在差异。
渐进式薪金模式的推出，表明市场无形的手并非万能，需要政府的介入。所以，作为另一种介入的手段（由国会立法），最低工资制有其合理性，值得探讨。
所以，最低工资制的辩论，核心在于跟渐进式薪金制对比，哪一种更有效。
作为经济学博士，林志蔚认为外国的研究证明最低工资制有效，能帮助低收入职工。政府和工会领导层则认为，实践证明渐进式薪金制更有效。
作为旁观者，我认为最基本的原则是辩论必须立足于数据，而根据外国的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又未必适用于本地。
举个例子，政府曾经提出“瑞士生活水平愿景”，瑞士并没有实行全国性的最低工资制，但是它的清洁工人的平均月入约4600新元；可是瑞士的生活费比新加坡高很多，个人最高所得税率是40%……可见外国的研究结论，很难跟本地比较。
因此，我希望看到更多对本地情况的经济学研究，当局必须公布更多相关的数据，让学者专家能深入分析，得出适合新加坡国情的结论，方便国会和社会各界充分辩论。
另外还必须强调的是，类似的辩论要避免两种陷阱。
第一种是自以为替天行道的道德优越感，自觉是替弱势群体仗义执言，所以任何的反对声音都是邪恶的代表。
第二种是理性的傲慢，自以为掌握了所有的知识，反对声音都是无知的代表。
辩论最低工资制是希望找出最能帮助低收入群体的办法，而不是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和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