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英文网络媒体的一个鲜明标题吸引住红蚂蚁的眼球：
本地客工宿舍疫情大暴发，是因为客工们缺乏卫生意识、生活习惯邋遢
拥有这种认知的华人读者相当普遍
看到标题的第一印象就是：
为什么要强调华人读者，用意何在？
那篇英文报道是根据《联合早报》4月13日刊登在交流站的一篇题为《疫情时期不做无谓指责》的读者来函得出上述结论。
该名读者认为，新加坡政府已经做得很到位了，人民不要再无谓指责，因为客工宿舍病例大增，客工本身也有责任。毕竟他们喜欢聚集，而且不注重个人卫生。
“个人卫生习惯如果没有改过来，去到哪里都一样。有一个朋友曾出租房子给客工，两年后拿回房子时吓了一跳。厨房、柜子、沙发等都有蟑螂的足迹。朋友后来只好请灭虫公司将整间房子彻底消毒一遍。即便做到这一步，他还是让那房子空了两年，最后卖掉。”
红蚂蚁扫了联合早报面簿上那篇文章下面的256条留言，确实看到一些不友善的留言。
欣慰的是，大部分的华人读者不但不支持种族主义和歧视的论调，还呼吁大家放下歧见团结抗疫。
今天（16日）有另一名读者投函《联合早报》反驳之前那篇来函。红蚂蚁的一名媒体前辈罕见地在面簿分享这篇文章时题了六个字：这篇写得极好。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昌伟今天也以客工课题写了一篇评论回应第一篇读者来函，认为不该把矛头指向客工文化教养，并总结说：
“今天客工所面对的困境，是全球资本主义浪潮下结构性阶级剥削的一个缩影。我们今天不去正视这个问题，却把客工所处的拥挤不堪的生活空间中的脏乱，归咎于他们没有从小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再进一步引申，把矛头指向客工的文化，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
王昌伟在文里讲述客工问说能不能与他共乘电梯的小插曲时写道：
“我从他的笑容中看到一丝无奈，彷彿在跟我说，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根本不知道你们对我们的歧视有多根深蒂固。”
无独有偶，红蚂蚁也与客工在电梯里有过一面之缘。
一次深夜下班回家等电梯时，拐角处来了四名印度籍客工，也想乘电梯上楼。越走越近时，立刻能闻到他们身上工作了一天的异味。
电梯门打开时，他们很自动地叫我先上楼，他们可以等下一趟。看到我示意他们一起乘电梯时，他们脸上的错愕与感激直到现在还记得。一踏入电梯，他们四人就很自动地挤在一起，给我腾出最大空间，出电梯时还讪讪地道完谢才离去。
事后想想，客工们最不需要的就是我们的可怜，而是需要我们以一种平等待人的平常心去对待他们。
红蚂蚁想起2015年看过的一个本地客工的故事。
转述人是本地客工志愿团体It's Raining Raincoats的创办人迪巴。她有一次在暴风雨中开车时看到两名印度客工在路旁一棵树下撑着一张塑料避雨，全身早已淋湿。于是迪巴将车子停下来开门喊他俩上车，带他们回家等雨停。
迪巴与丈夫和客工聊天后才知道他们每个月只赚600新元，而且已经有好几个月没领到工资了。雨停后，迪巴将自己的手机号给了那两名客工。
几个月后，其中一名客工Murugan哭着给她打电话，说自己走投无路，老板又拖欠工资。迪巴于是将人力部的一个联系电话给了他。
又过了几个月，迪巴又接到电话，这次是警方打给她。Murugan被拘捕了，原因是自杀未遂，他已经被送进心理卫生学院，警方在他身上找到的唯一一个联系电话就是迪巴的号码。
迪巴付了2000新元将Murugan保释出来，还到医院去看他，他的状况非常糟糕绝望。迪巴于是吁请警方一定要帮Murugan伸冤，毕竟问题根源出在他的雇主身上。
警方后来真的找上Murugan的雇主，帮忙追回工资，事情圆满结束。Murugan继续留在新加坡工作，跟迪巴一家一直保持联系。
将心比心，别忘了客工也是建造新加坡的功臣
红蚂蚁以前上心理学课时，授课老师曾说过：人与人会出现摩擦，往往是因为我们在彼此身上强加了各种标签以及“想当然”。你是“妻子”就必须尽到妻子的义务不能反抗“丈夫”；你是“下属”就必须听命于“领导”指示别喊累；你是“客工”，有工作做就应该感恩了，不想做就滚回家……等等。
大家都忘了，每个人在顶着身份标签之前的第一重身份都是“人”，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梦想追求。当大家移除附加标签，在“人”这个层面上进行交流时，就能弥补无知无觉所带来的偏见。
李显龙总理今天也在面簿上提醒我们：
“客工们帮助我们兴建了政府组屋区、地铁线、机场和海港。有一些客工在我们的工厂里值大夜班。其他人帮着我们在医院和疗养院内照顾生病和年长的国人。成千上万的家庭里都在依赖来自邻近国家的家庭帮佣的帮忙。
对于客工们的贡献，我们心存感激，也希望能在我们对抗2019冠状病毒疾病时，得到他们的谅解与合作。我们会继续与他们，尤其是那些住在宿舍内的客工一起努力，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
我们可以不必为客工伸张正义，却也没必要落井下石。客工和你我一样，需要的是理解与接纳，该谴责的是行为，不是身份、种族或是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