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加坡在4月初进入半封城状态，对抗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的战斗，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势；或者说是呈现了两个不同阶段。
在首先暴发疫情的中国大陆和被直接波及的亚洲地区，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包括中国，都在严防第二波疫情的暴发，而且主要针对的是输入型病例的增加。
而在后知后觉的欧美国家，以及心存侥幸的日本，则正陷入或即将出现社区感染大暴发、医疗体系瘫痪的水深火热之中。
表面上看，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似乎在现阶段表现相对良好，特别是从确诊病患和死亡人数去看。但是，如果从欧美的经验看，日本恐怕即将进入第二期的暴发阶段，连安倍政府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都在警告，日本疫情已经在悬崖边上了。
国际媒体至今大致承认，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在应对疫情方面相对成功。
中国尽管控制住了疫情，但是一来因怀疑中共谎报隐瞒，外界对其公布的数字存疑，二来因为官方急着复工复产，不断要地方政府解除封城措施（高官云集的北京却依然严密控制），它暴发第二波疫情的可能性不容排除。
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伤亡惨重，但是数据显示似乎已经度过了疫情高峰，只要继续采取封禁措施，就有望遏制病毒传染；但是法国、英国以及一些北欧国家则开始进入疫情高峰，单日死亡率不断创新高。美国的情况也不乐观，总统特朗普表示，接下来一两周将是最艰难的岁月。
虽然疫情严重程度不同，跟各国处于疫情的不同阶段有关，但是各国在防控疫情上的措施不同，也呈现了社会文化的差异。
笼统说，重视个人权利的西方国家，似乎情况都比较严重；而重视集体利益的东亚社会，疫情就比较受到控制。
这种表面印象，难免让人觉得病毒所带来的挑战，暴露了西方社会自私自利的一面，也反映了东方社会重视集体的优点。
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却须要再深入探讨。如果说用疫情严重与否来判断国家社会文化的体制优劣，那么至今一切似乎风平浪静的朝鲜，岂不是表现得最好的国家，而证明独裁专制体制是最优的？当然不是这样。
可是，西方社会重视个人权利，不利于疫情的防控，却有一定的道理。
至今，欧美社会还是存在对于封城锁国的严厉防疫措施的质疑和不满，担心它扩大了政府的权力，限制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而且更担心政府借机扩大的权力，在疫情后成为常态。
此外，这些质疑者也怀疑封城锁国的做法，下药太猛，恐怕还没有治好病毒，却先把社会文明所依赖的经济活力给扼杀了。特朗普一再强调解药不能比病毒糟糕，就是基于这种思路。
在疫情高峰期，病患增速急剧上升，医院病床和资源不胜负荷的时刻，这种质疑声很难获得大众共鸣。但是这并不妨碍质疑本身的合理性。
西方社会传统上对自由的重视和对独裁的戒心，有其历史文化传统，也有其道理。只是疫情的挑战太过严峻了，牺牲个人自由和让渡权利给政府来控制疫情，至少是当下社会的共识。
东亚社会，特别是强调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儒家圈社会，类似的争论就比较少见。人们的基本共识是牺牲个人不便，希望尽快遏制病毒传染扩散，早日恢复社会秩序正常。所以社会整体的反应还是比较一致，间接地抗疫的效果也比欧美社会好。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病毒来袭似乎证明重视集体的社会，表现优于重视个体的社会。这当然是粗糙的结论。事实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
对抗疫情除了如何防止病毒扩散（这需要集体的努力，甚至对不配合的个体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其权利和自由），也包括须尽快研制出疫苗或特效药。否则，疫情一再传播，甚至境外输入导致第二波，各国经济将因为锁国而彻底崩溃，社会文明将瓦解。
在后者，到底是欧美社会比较有可能快速研制成功，还是亚洲国家呢？答案显然是前者。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不重视个人自由的社会，很难鼓励特立独行的人物出头，也很难出现创意和思想的突破。而研制疫苗或特效药，需要的正是类似的创意和发明。
欧美医药业领先亚洲虽然有其历史因素，但是社会的创意和活力，也是很关键的原因。许多聪明优秀的华裔、日本、印度科学家愿意离乡背井去美国发展，正是因为那里的环境鼓励和允许他们发挥，而家乡这种不重视个人自由的环境，则扼杀了他们发挥的空间。
所以，认为集体社会更优于个体社会应对疫情挑战，东风压倒西风，只是一种片面的结论。事实恐怕更趋向于中间，在控制疫情扩散方面，确实有赖于集体精神，但在消灭病毒方面，却更需要尊重个体的环境去发明突破。
所以，应对疫情的挑战，最终或许还是得归回中庸之道，取东西方文化之长，互相补充。
另外要补充的一点观察是，西方社会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现象，也是其个人主义极端化的结果，只谈权利，不谈义务。
传统的西方个人主义，其实两者都强调。从义务的角度，如果人人都意识到对他人的义务，其实不用政府的强制手段，也都能自觉地配合隔离在家，而不会自私地想减少自己生活的不便。在这一点上，日本似乎就结合了两者的优势。然而，日本政府这次表现不佳，却可能让国家陷入不必要的危机。
所以说疫情的应对，涉及很多因素，不能笼统用东西方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来解释对照，尽管这么做有其趣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