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贴上、拍照、截图，现代人传送信息就跟呼吸一样简单，简单一个按钮就能“飞鸽传书”给亲友。不过，传什么、以及以何种身份传送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了。
尤其当信息涉及公共利益，以及可能典当自己身为公职人员操守的时候更是如此。
我国总理李显龙上周五（3日）下午4点宣布一系列更严格的抗疫措施，不过在他作出正式宣布之前，早就已有许多小道消息四处乱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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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则广为流传的“路边社”消息，是一张新闻草稿的截图。该截图内容是“新加坡各级学校将会从4月13日起关闭两周并改为网上教学”（注：随后政府宣布各级学校的关闭并改为网上教学的时间为4月8日至5月4日）。
这张截图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民众的恐慌，间接导致当天早上本地各大超市掀起冠病疫情暴发以来的第三波“超市之乱”，也造成政府作出宣布前，各种消息流言大肆流窜的现象。
随着警方昨日宣布涉嫌泄露官方机密的一对夫妇双双被逮捕，我们终于得知上述截图源自政府机构内部的公务员，原来是“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所造成的局面。
再细看警方透露的案情，这份被泄露的官方机密资料是一份由教育部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联合起草的文告，并透过下列途径流出。
- 4月3日，即政府宣布更严格抗疫措施当天，获得授权接收相关文告草稿的37岁女公务员在早上大约9点收到该文告草稿后，透过WhatsApp将电脑的荧幕截图传送给她的丈夫；
- 她的丈夫并非收取相关信息的授权者；
- 不应该收到文告草稿截图的女公务员丈夫，进一步将相关荧幕截图分享给他的朋友；
- 文告草稿在正式文告于当天下午4点半正式公布前，便在网上传开。
获得授权可收到文告草稿的女公务员，当然拥有阅读这份文告草稿的权限。
但或许是抱着侥幸心态，以为将这份机密文件分享给自己“信得过”的枕边人也无妨，最终形成蝴蝶效应，使这个看似微小的动作，引发社会混乱和恐慌的漩涡，也导致自己惹上牢狱之灾。
事关重大的官方信息基于公共利益，必须在正确的时间经由合适的管道发出，这背后牵涉政策执行的整个脉络，包括配套措施的准备，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都能在同一平台上接收到对等的资讯。
在体制内的公务人员拥有比一般民众更早接触这些资讯的权限，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有权力决定谁能比一般公众更早接触到这些讯息，包括自己至亲至爱的人。
如果这种平衡机制没有获得遵守，某些人将能凭借关系或权力而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取得不符合公平原则的优势，如此现象无异于“内线交易”。
现代通讯科技的发达，让资讯的传播往往是一个手指头就能轻而易举完成的事。连带的，新时代的机密资料外泄，自然也不会有经典间谍片那些蹑手蹑脚、让人捏一把冷汗的惊险画面。
同时也因为通讯技术的进步，任何在错误的时间、地点出现的资讯都将以更快的速率散播出去。
正因如此，面对影响无远弗届的机密资料，更应保持更大程度的谨慎，而不是基于科技的便利而对规范作出任何形式的妥协。
这已不是疫情暴发以来，我国政府的内部文件首次遭外泄。
2月7日政府正式宣布将疾病应对级别提升至橙色前，一份卫生部的相关文件在当局作出正式宣布的数小时前就已被泄露，并在WhatsApp等社交平台广为流传。
主管公共事务的贸工部长陈振声当时就曾提醒，公务员应紧守分际，保持专业，不应在未敲定细节时就提前散布消息，以免造成混淆和恐慌。
公务员在崇尚精英的新加坡社会经常被视为表率，但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如何在背负重大使命的同时抵抗诱惑，也是他们应该修习，且绝对不能不及格的一门课。
此次这位女公务员的便宜行事，显然没能守住分际，在最不需要恐慌的疫情当中，有失一名国家公仆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