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一场国会辩论，仿佛让人有时光倒流的错觉。
国会关于新加坡专业白领（PMET）的就业比率，以及是否被外国人才抢走饭碗的辩论，跟2011年分水岭大选前，舆论对于外国人大量涌入，导致公共资源如医疗、交通、住房供不应求大表不满，最后反映在出人意表的选举结果上，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次的辩论在内容上当然跟2011年不同。
自2011年以后，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公共资源的供应，加快医院、地铁、组屋建设，购买更多巴士等，缓解了需求压力，另一方面大幅度控制了外籍工人的数量，一些行业如餐饮、零售业甚至抱怨政府矫枉过正，导致员工难找，影响了生意。
这次引发国人不满的，是所谓的外籍人才排挤了本地人才，很多高薪工作没有本地人的份。在不少本地PMET丢失工作，改当私召车司机之际，这种人力资源的浪费更显得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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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说辞并不新，因为道理还是一样的。政府吸引外资，为本地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可是，一些新型产业，本地人才不足，要让外资愿意入驻新加坡，就必须允许外来人才去填补本地人还无法胜任的高增值工作。
国人应该看的是所创造的新就业机会，而不是外来人才抢饭碗；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外来人才，新加坡人也不会享有这些新增就业机会。这是经济转型所碰到的典型困难，新加坡人必须不断进修，提高自己的技能，才能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里取得立足之地。
这个基本道理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但事实可能复杂得多。
一方面，本地劳动市场的确还存在劳动力供应和新增岗位不匹配的现象，也就是不少国人缺乏新产业所需的技能，而无法胜任，必须由外来人才填补。
另一方面，特定产业发生由个别国家人员垄断的现象，也一直是市面上流行的抱怨。新加坡人抱怨说外籍主管偏爱聘用自己的同胞，而暗中排挤新加坡人，导致不少中高层岗位出现“温布顿效应”：新加坡劳动力市场成为外籍人员谋生的天堂，本地人却没分参与。
这到底只是不实的传说，还是真有其事，恐怕很难一一证实。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任由这样的传说流传，很容易会形成民怨。
这也是为什么国会辩论如此重要，当议员要求政府拿出数据以正视听时，政府的反应却是质疑议员的意图，无疑叫人感到很意外。
当然，本地人才是否被外来人才排挤，是敏感的问题，也是复杂的问题，不是靠一两组数据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是政府的反应，却还是有些让人费解。
就算是数据不能完全说清楚，但是有数据总比没数据好。在国会质问政府，本来就是议员的责任，政府反过来质疑议员的意图，就显得有些顾左右而言他了，不是理想的辩论态度。
对于政府所提供的数据，议员追问细节，却被政府反复指责有分化社会的意图，对于形成就事论事的辩论文化是不利的。
议员的职责是反映民意，既然民间对于PMET新增就业有疑惑，议员在国会里提出来，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可以承认这个课题敏感，存在很多非理性的情绪，可是这应该是用更多的数据来讲道理，而不是去指责提问题的人不怀好意。
至少在新加坡现有的政治环境里，公共人物是否在操弄民粹情绪，社会自有公论。政府要建立新的官民互动关系，就必须培养新的互动方式，改变以往的威权心态，不厌其烦地说道理；动辄质疑他人是否动机不良，不利于互信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