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看到香港青年硬闯进立法会的那一幕，红蚂蚁心里在想，我们的国会议员李美花如果在看，会不会心里又在骂“死鬼仔”？
不知道花姐有什么想法，红蚂蚁的邻居，比花姐稍年轻的蟑螂长老就骂道：一个好好的东方之珠怎么被搞成像天天打战的叙利亚？毒舌长老认定，那些港青是一群被人煽动闹事的“死仔包”。
新港“双城记”：香港示威成新加坡舆论热门话题
新加坡和香港常常被人拿来比较，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同为亚洲金融中心，又同样是以华人占多的社会。作为“双城记”的这一城，蟑螂长老和不少新加坡人一样，7月头一个星期罕见地不骂CPF不骂政府，转去讨论人家香港“反送中”的事。
不只是蟑螂长老，红蚂蚁身边一些有很深的中国情结的退休朋友也站在北京那边骂港青。在社交平台上，力求社会稳定的新加坡体制中人和一些保守人士也骂港青破坏法治。他们这样乱搞，有什么理由去反对中共统治所代表的反法治精神？这个时候，倒是一些在咖啡店经常骂政府的中年怒汉问道：为何港人这么有guts，我们没有？
调查：超过75%受访新加坡人支持香港“反送中”示威
所以，当看到《南华早报》报道说，在1000个受访的新加坡人中，有超过75%支持香港反修订《逃犯条例》草案示威时，红蚂蚁就有些意外了。它与社交媒体平台上所看到的反应有相当大的出入。据报道，这个民调是由商业与公共政策研究公司黑箱研究（Blackbox Research）做的。
大胆假设，民调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调查对象的年龄层影响。年纪越轻，越是对港青表同情，然后自然而然将同情转化为支持。无论如何，要用三言两语去断定新加坡人支持或不支持港人的抗争示威肯定是不准确的。
死鬼仔说好，死鬼仔的阿公说不好。可以肯定的是，阿公眉头深锁，在提防着香港游行抗争氛围像病毒那样飘洋过海传来新加坡。看看那些立场较偏官方的面簿账号如Flop、Fabrications About The PAP 是怎么报道及转载相关新闻就知道了。
外交部前常任秘书比拉哈里在香港示威这件事上，充当了新加坡建制派的前锋角色。当港青冲入香港立法会时，他在面簿上尖酸刻薄地批评港青：
“近乎愚蠢到了极点（我说“近乎”，因为这些傻子的行为持续超出我的预期）。”
他过后撰文再批：
“… 我不知道示威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我相当肯定他们最后得到的是：一场空。”
《南华早报》在一篇报道中引述比拉哈里的话说：
“关注和同情……不意味着我们要效仿港人或者我们有必要认为示威者初步的目标是实际的或有可能达成的。”
比拉哈里是出了名的大炮型大V，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不能否认的是，新加坡与香港虽然是四小龙里头最相似的双城，但两地情况确实大不相同，香港发生的一切，目前，强调目前，确实不太可能在新加坡上演，即使有心人士想鼓动也没有那个土壤去催生。
新加坡：有选举的独立国家 香港：没有选举且是中国特区
新加坡和香港最大的不同的是，新加坡是定期举行选举的独立国家，香港属于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且至今为止没有普选。
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承认人民行动党政府是厉害的。一个定期举行选举的国家，竟然可以长期一党执政且以压倒性优势夺下国会多数议席。大部分民众骂归骂，除约两至三成的“永远反对派”外，一大帮人走到投票箱前还是会票投给那个要我们一直Pay And Pay的闪电党。在新加坡当了50多年的老大，闪电党是怎么办到？连中国共产党都对这一点很好奇。
理论上不复杂，就是执政党把它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通过执政党的执政让人民的利益最大化。行动党执政，这个翻新，那个翻新，还会帮忙吸引投资，提振经济，给你安定生活。还有，它通过对人才/资源的长期垄断，确保好货好料全部自己包揽，不让反对党有壮大的空隙。当然，它也必须交出像样的成绩单，同时花心思去晾晒一番。时间一到它让你选择，而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最后还是选回它。
一个重要前提是，有选举。就像前官委议员郑恩里（Calvin Cheng）在他的面簿上所说的，这种定期选举就是新加坡社会的安全阀，让人们感觉到自己有能力以和平方式推翻政府。
不爽吗？“靠北”这届政府吗？五年一次你可以用选票去跟政府say no。2011年的选举，新加坡选民就用选票向人民行动党政府怒吼，让它的集选区堡垒被攻破一个缺。
民主选举虽然不完美，但它至少还是保持社会稳定运作的一个重要“安全阀”。如果说人民仍旧被集体闷在一个高压锅里，起码它是一个具备移动锅盖的锅子，每五年一次掀开锅盖让里面的人（或青蛙？）透透气，确保锅子不会爆炸。也因为有选举，国会议员知道他们是由下至上选举（选出来，举上去）的，所以必须为选民负责。
香港呢？没有。它没有一人一票的普选。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的青年怎么办？他们要怎么样表达不满，要怎么才可以暂时摆脱那种令人沮丧的无力感？走上街头，用暴力向政府怒吼。
特首只是个扯线木偶，她在香港没有政党做后盾，也不是通过香港民众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只能听命于北京，政治认受性基础薄弱。香港的立法会有一半议席是由直接选举产生，另一半则由功能界别的少数人选举产生，难以有效反映民意。这样的特首和立法机构要如何取信于民？要如何有效代表香港市民去和中央阿爷争取港人的权益？特首换了三四个，每个都被轰得焦头烂额。
在一国两制下，北京可能让香港普选吗？任何不在控制范围内的选举都是北京所不能接受的。回头想想，“袋住先”的政改方案如果通过，有个假假的“安全阀”会不会好过完全没有阀？
新加坡处理公屋问题甩香港九条街，但这是香港问题的源头吗？
有不少报道说，香港公屋供应不足是主要导火线之一。香港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大地产商垄断私有房地产市场，中产阶层热衷于房地产投资，因此财富逐步向房地产转移。而房价持续高企，年轻人买不起房怨气大，也就引发各种暴力抗争行动。
如果是公共住房问题，那新加坡政府在这方面的管理确实更有远见，早就把香港政府甩开九条街。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那一代的领导人相信，“居者有其屋”有利于社会稳定。当人们在这块土地拥有资产，对这片土地多了一份归属感和责任感，也就不会动辄闹事。
不过，让人不解的是，2003年的反23条立法和2019年的反《逃犯条例》修订示威都没有打出“反富商垄断房产”或“帮帮年轻人买房”等口号，港人的愤怒到底是源于担忧买不起住房，还是害怕个人自由和人身安全被侵蚀？
新加坡人被植入“务实DNA”，不倾向冲撞式抗争手段
在李光耀多年掌权下，新加坡人从小普遍被植入了“务实DNA”。痛心疾首，走上街头争取权益？我还有组屋、有公寓、有股票要顾好，社会动荡市场大乱荷包缩水，这才痛心疾首啊。
一个最好的对照组是徐顺全和刘程强。
在上世纪90年代，民主党的徐顺全曾经为了抗议他认定的“行动党政治打压”行动而抗议绝食，效仿台湾民进党推动“放弃议会，投入街头抗争”的主张，但他这一招对“经济动物”属性的新加坡人而言根本是打在棉花上。小市民关注的是柴米油盐生活问题而不是光喊“争取民主”的口号。
反观，工人党在2001年由刘程强出任秘书长之后，把重点放在从人民期望的角度耕耘，稳扎稳打建立后港区的政治基础之后，再以理性温和的问政方式挑战行动党，这样的中间路线更能吸引人才加入，虽然人数和资源远远不如行动党充沛，但也算是逐步壮大实力，终于在2011年大选夺下阿裕尼集选区，打破行动党集选区堡垒的神话。
这么说来，务实理性的新加坡人是永远都不会走上街头吗？
不一定，任何人被逼急了都会还击。近年来，民怨大爆发最激烈的一次要算是2013年，几千人涌到芳林公园抗议人口白皮书，反对政府计划将人口增至690万。
然后呢？然后那个人口白皮书就鲜少被提及了。早在2011年输掉一个集选区之后，政府也开始收紧移民政策，因为选民已经感受到太快太多地引入外来移民所带来的不便。地铁拥挤、房子贵、人多、累。
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走高，生存和生活保障是人类最基础的两层目标。就当作是新加坡人进化得比香港人慢吧，我们还停留在最基础的阶段，香港人已经在追求更崇高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了。
佛都有火，行动党政府得处理好HDB和CPF问题
香港走入死胡同的惨状，看在我们第四代领导班子眼里，会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管制和疏通两手抓。继续通过法律严加约束大规模示威游行。但说实在，集体罢工罢课上街游行，还真不是大部分新加坡人的那杯茶，这里封路那里死路，会把新加坡人搞疯的。
要把一大群不受控的“死鬼仔”扑灭在萌芽中，就继续下猛药把新加坡人养成理性的“经济动物”，然后再通过“新加坡对话会”让新加坡人觉得被赋予参与政策制定的权益，与政府形成了“伙伴关系”，即便这个伙伴关系不一定是平等的，只要参与者的自我感觉良好就好。
不过，有两个民生问题是地雷，一个是HDB，一个是CPF。99年组屋屋契的问题搅动了一池春水，CPF储蓄永远都拿不出全部又无法灵活使用也让民众很不爽。（尤其是CPF，这三个字在红蚂蚁平台上已取代MRT成为最吸睛关键词）。这两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久了新加坡人也会被惹恼的，佛都有火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