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66年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引述了陈独秀批评国民党的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连独裁如毛泽东者，也知道要完全消灭内部的派系分歧，在政治上是毫无可能的。由此观察人民行动党最近的干部大会以及它的第四代领导层选举，多少有参考意义。
如何避免内部分裂而失去权力，是所有团体都必须面对的终极挑战。日本的自民党、台湾的国民党、马来西亚的巫统，都同样遭遇内部分裂而下野的惨痛教训。行动党在历史上也面对多次分裂危机，分别于1957年李光耀派系失去中央执行委员会多数、1959年担任过新加坡市长的王永元对李光耀的挑战几近成功，以及1961年党内左翼夺权失败后另立社会主义阵线（社阵）。
为此，李光耀吸取教训，改革了干部制度，确保中央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在回忆录里记述，梵蒂冈教廷屹立千年而不衰，秘诀就在于处理好了继承人制度。教皇不是所有天主教徒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而是由不超过120位枢机主教（又名红衣主教）所构成的“枢机闭门会议”（Papal conclave）秘密投票决定的。但是，这些枢机主教却都由教皇委任，换言之都是忠诚的亲信。所以这是个封闭的继承人选举制度，被外人干扰或挟持的概率很小；内部分裂的可能性也大为减低。
目前的行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有18人，但是其中又另有更核心的七八人小组，都是由秘书长信得过的干部担任，出任党主席、助理秘书长、财政等党职。
本地主流媒体报道透露，这一次中执委选举，选票上以某种形式注明中央所属意的七八个人，将他们保送成为核心的人选，然后才开放给干部自由选举其余六七人，构成14人中执委；再由当选的14个中执委从其余候选人增补四人。内阁部长主要由这18名中执委员当中选出。所以中执委基本上不会出现信不过的人。干部的任命相信也遵循这一原则，而不是开放给所有党员选举。
显而易见，这个制度的好处在于其稳定性和确定性，要进入权力中枢不仅要得到中央核心的信任，也必须获得大部分干部的认可，也就是说当权者都是百分百信得过的干部，外人很难有机会作乱，甚至体制内的人物，如果无法取信于多数干部，也很难在中执委选举中胜出。
但一物有其利必有其弊，行动党中执委和干部任命、选举制度的弊端，就在于容易选出守成性格的保守人选，那些特立独行、豪杰型的枭雄人物，因为容易得罪人或难以取得多数人认可而难以出位。第四代台面上原本的三人：王瑞杰、陈振声、王乙康，都是公务员和军人出身的体制内人物，可见一斑。
行动党一样不能避免党内无派，在核心强的时代，如李光耀一人独大，或者李显龙众星拱月的时代，派系的色彩相对隐蔽，因为这毕竟是犯忌的。而且，能够进入权力中枢，都是有抱负的人物，不会甘于平庸，而希望能做出一番事业，所以要谁服气谁并非易事，竞争自然难免。这套制度的好处，就在于减低斗争的概率。一来长期形成的体制文化，包括新加坡国民的政治性格，对于斗争还是会皱眉头的。二来由于体制的设计，只要少数核心保持一致，斗争往往难以成型更别说成功了。
王瑞杰当选第四代领头人之后的记者会上，出现最多的词汇是“团结”，间接说明党内是有竞争的，但是这种竞争不仅必要，而且是健康的，而且干部制度确保不团结者一定呆不久。王瑞杰以年龄和辈分（在公务员系统）赢过陈振声，说明行动党和新加坡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格。但是，王乙康被报道说是靠自己的实力而不是中央青睐进入中执委，反映了经历过败选经验的他，同其他两人较不一样的政治个性。
当然，在承平时期，这样的制度有助于保持长治久安，可是一旦出现重大危机，时势需要时代英雄时，就不见得能够满足时代的需求了。就如教廷一样，在这个宗教信仰出现大危机的世俗时代，包括天主教面对主教大规模性侵少年信徒的丑闻，却无法提出新论述和改革方向，因为教宗和枢机主教团都是自己人。如果新加坡面对重大政治、经济危机，行动党能否找到呼应时代需求的领导人，在“党外无党”（至少还没有能力组成替代政府的反对党的当下），是行动党必须对自己以及新加坡人交代的政治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