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迹象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正普准备对还不屈服于压力的中国展开贸易战。
从安全战略上把中国正式形容为挑战美国霸权的“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者，到宣布对总值600亿美元的从中国进口产品施加惩罚性关税，以及在主要政府官员改任对华政策的鹰派人物，强化海军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动员盟友加入战团，这次多管齐下的对华施压可谓中美建交以来前所未见。
有分析指出，美国要求中国改善双边贸易不平衡并非全无道理，因为中国的确在落实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上阳奉阴违。但是美国的赤字问题也不能完全怪罪中国，毕竟美国人寅吃卯粮几十年，选民要求政府不断增加社会开支却不愿意多缴税，美国家庭储蓄也是历史新低。
同时，美国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让美国资本公平竞争，放弃政府利用国营企业扭曲竞争的做法，在根本上直指中共垄断权力的秘方，因而很难获得妥协。如果谈不拢，唯一的结果就是双方开打贸易战。
自由贸易因为冷战后的所谓全球化意识形态而突飞猛进，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自由贸易鼓励比较优势而促进总体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这已经被实践一再证实。
世界银行数据指出，1981年全球的贫穷人口（每天消费1.9美元——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占42%，2013年下降到10.7%，考虑到人口增长，总共有超过40亿人脱贫，而且脱贫的速度越来越快。
英国工业革命花了近100年（1820年到1920年）才把国内贫穷人口从40%降到10%，日本从1870年把80%的贫穷人口在1970年完全“消灭”。日本和印尼的速度将比日本快上一倍多。其中全球自由贸易扮演了主要推手的角色。
换言之，自由贸易减少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所得出现显著增长，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距离。但是，自由贸易似乎却增加了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
经济学者对此还存在激烈争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发展，各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发达国家，所以才会出现民粹主义、反对移民等严重的排外情绪。贸易保护主义才获得了足够的民意成为政策。特朗普启动贸易战争就来自于这个大背景。
所以，不妨把中美可能爆发的贸易战，看成是美国国内社会不平等，同中国国内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博弈。自由贸易尽管在总体上创造了更多财富，却同时导致赢家和输家。这些新增的财富没有均匀分配，使得赢者全拿的后果刺激了输家的不满，群起反对自由贸易。
在美国，他们能够通过自由选举来表达自己的意志，特别是集中在制造业的低收入、低教育蓝领白人，大部分投票给特朗普。因此，对华贸易战一定程度上是特朗普在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反映民意。
中国其实也存在同样的情形，虽然大量人口脱贫，但是贫富差距的恶化却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特别是因为国内市场也缺乏公平竞争，不只国营企业垄断个别行业，官员家属下海或利用政治权力牟利，家庭背景决定青年出路的情况越来越突出（所谓的“拼爹”），使得中共在面对美国贸易压力时更加投鼠忌器。毕竟，真的打起来，很多依靠出口的工厂倒闭，更多青年会加入失业大军，贫富差距与相对剥夺感进一步强化，要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就会更大。
最为关键的是，中美内部的社会不平等所导致的政治压力，美国的民主体制似乎更有能力疏导，尽管过程一波三折，而且可能出现逆流，但是总体上民意的表达相对自由通畅，所以具备一定的减压性和抗压力。
但是中共的集权统治，意味着民意一方面无法自由和平地表达，只能通过集体抗争的手段争取官方注意；另一方面市场被权力扭曲，财富创造力难以全面发挥，在“集中全力办大事”的表象底下，是市场效率的相对低落和民意的难以伸张。中共唯有诉诸民族主义，或许才能勉强抗衡美国的贸易战压力。不过，民族主义是一把双面刃，运用不当，有可能伤及自身。
至今，特朗普虽然在政治上表现得反复无常，对华贸易姿态的强硬却似乎始终如一。中共则显得进退失据，在强硬表态之余也暗中示弱，希望尽可能避免贸易战，这一方面是两国经济力量还不完全对等，另一方面恐怕也同自身的政治脆弱性有关，也就是中共主导下的中国不平等，难以同美国的不平等“竞争”。
但贸易战毕竟是两败俱伤的事情，而且会殃及池鱼，把世界经济拖下水。如何脱身，考验的是各方的智慧与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