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超高票通过修宪，打开习近平担任终身国家主席之门，在中国国内和国际引发高度关注和剧烈争议。尽管不少人本能地认为这是重大的政治倒退，还是不乏一些中共官方以外的意见，试图正面地看待这一变化。
认为这是政治大倒退的理由相当明显，因为所有人文社会学的知识都得出相同的结论，权力独裁对任何社会都将带来灾难。中共之所以两次能够从统治正当性丧失的危机（一次是毛泽东主政数十年的一系列导致千万人丧命的各种人祸；另一次是1989年用军队向人民和大学生开枪）中恢复过来，就是通过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让有能力创造财富的阶层发挥所能。
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本上就是靠中共“不折腾”，让这些有创造力的阶层从事财富创造。但是财富的创造需要不断的发明和创新，而发明和创新需要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空间，特别是言论自由，来方便颠覆性观念的流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其中一个关键就是社会自由度——宽松时期，财富创造的动力更大一些；管控时期，经济发展速度也相对停滞。
但是这个财富创造的逻辑，同中共的通知逻辑是基本矛盾的。中共最关心的还是权力的垄断，所以本能是要管制、控制社会。中共担心社会动乱的政治本能，却会伤害社会的财富创造，让创造财富的群体焦虑担心。所以在改革开放最初的一段时期，就出现了所谓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治理难题。
西方世界最近总结说，鼓励中国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崛起、要求政治参与和变革、推动中共民主化转型的假设，根本是错误的。所以欢迎中国加入WTO，融入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市场，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政治改革。但是，一些观察家却还是保持这一思路，包括由此来肯定这一次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
这种思路相信，习近平面对重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因此必须不断通过反腐打击对手，不断集权来保障改革。所以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将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权威，让他能够放手推动改革，规划长远，在时机成熟时促进中国的政治转型。
这种思路的谬误在于无视历史经验，更不明白中共政权的本质。历史经验表明，除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当时的领导人赵紫阳还可能有意愿推动政治改革，中共从建党到夺权的历史，就是对权力的绝对渴望和垄断。“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的这一句话被习近平再度强调，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
所以在习近平上台后开始大力反腐，并收紧社会控制，特别是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最显著的反效果就是资本的撤离。大批有财富创造能力的阶级成员大量用脚投票，向海外移民的同时也转移财富。这一过程虽然遭遇官方对付，却依然保持动力。
不难预见，习近平要长期执政的意图，必然更让这一群体不安，因为这代表了中共控制社会的本能将强化，也越不可能同这一群体分享权力。缺乏自主命运的机会，中国社会的财富创造者要不最终被政治打倒，要不选择逃离。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因此遭遇更多困难，社会也因此更不稳定，中共对权力的垄断会面对更多挑战。这是历史的吊诡，恐怕更是历史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