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一定岁数的妇女,对私房钱的概念应该不会陌生,甚至自己也存着一笔。
现代女性虽然多半不像上一代妇女把钱藏在床底,但或许不该对存私房钱的概念嗤之以鼻。
原因很简单:在本地的保障妇女权益机构中,早把“财务剥削、财务暴力、财务虐待”视为家暴的一种。
新加坡妇女组织协会(SCWO)副总裁林华玉曾解释说,
施暴者会掌控受害者的金钱和财务资源,例如扣留受害者的钱,阻止受害者工作,从而限制对方的自由,剥夺她的尊严。离婚后拖欠赡养费,只支付一部分赡养费,或是不准时支付赡养费,同样可归类为财务虐待。
国会7月4日三读通过妇女宪章(家暴与其他事项)修正法案时,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孙雪玲也透露,
当局正在考虑是否把财务虐待(financial abuse)涵盖在家庭暴力的定义中。
虽然财务虐待的施暴者理论上不分性别,但在现实中,由于传统性别观念的缘故,女性较可能成为家庭主妇、或作为子女或老人的主要照料者,因此更有可能在经济上依赖其配偶,受到财务虐待的可能性也高于男性。
她们也可能比配偶挣得少,收入也不稳定。从外国移居本地的妻子更有可能面临财务虐待风险,因为她们得依赖丈夫在社会、法律和经济各方面的支持。
“财务虐待虽然的确给受害者造成痛苦,但它难以辨别,因为施虐者可能看起来很善良,而且没有向对方进行任何人身虐待。”
先来看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安娜(化名)本来是一名部门经理,收入不错,经常出差。她定居海外时,认识了也在当地工作的丈夫。
她说,当时她认为自己和丈夫是天作之合。他有抱负、能够承担经济责任、关心他人、而且善良。对于安娜来说,丈夫挣的钱比她少并不重要。
2004年,相识几个月后,他们就结婚了。当时安娜才21岁。
她没有想过,她憧憬的美好婚姻生活会变成一场噩梦,还受到丈夫的财务虐待。
结婚不久后,丈夫要求她辞掉工作,和他一起搬到新加坡,并答应会照顾她的。
她说:
“对我来说,这一切的安排听起来很正常,甚至带有善意。家庭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如果我必须留在家里做一个妻子或母亲,我都准备好了。”
然而事与愿违。她申诉:
“虽然他说会养我、给我提供所有东西,但其实什么都没有。”
“当我需要给家里买东西或买菜做饭时,他让我用我手上的现金先垫着,然后收着收据,他过后再照单归还,过程就像我向公司报销一样。”
两人一结婚,安娜的丈夫就坚持查看她银行账户中的每一项交易,即使这些交易款项与他无关。
他告诉安娜,作为她的丈夫,他应该管理家里的所有钱。他还说,他想照顾她,不想让她工作或担心经济问题。
但事实并非如此。安娜发现伸手向丈夫要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丈夫会质问她,让她觉得想买任何东西都很内疚。
“有一次,我的衣服破了,他问我是否真的需要一件新的,但却一直抱怨给我买一件新的,太浪费钱了。”
安娜说:
“我基本上一分钱都没有,除了偶尔他给我现金到超市买东西,我可以把零钱留着,或者他照着收据上多给我一些零头。即便只有几个硬币,我都会偷偷地存起来。”
他说,当他们有了孩子后,向丈夫要钱变得更加困难了。
丈夫没有给她任何钱购买婴儿必需品,比如食物、纸尿片或新衣服,她必须等待丈夫购买孩子们需要的东西。情急时,她逼于无奈,只能从少得可怜的“私房钱”东凑西凑来给孩子买。
“在我结婚的这15年里,我感到压力和焦虑,但我无能为力。我觉得他一直在盘问我,我需要为我、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家庭购买的每一件物品,都得询问还得被质问一番。我总是觉得这么问是不对的。”
2016年,安娜和丈夫大吵了一架,她带着孩子离家出走,辗转下住进妇女组织协会的庇护所“Star Shelter”。
安娜获得该协会旗下的抚养援助中心(Maintenance Support Central ,简称MSC)的协助,成功地向丈夫索取到赡养费,丈夫每月须给安娜和她的孩子们提供一笔固定金额的钱。
在妇女组织协会的帮助下,安娜在2019年完成了离婚手续,获得了两个孩子的完全监护权。她也接受了培训,学到一定的技能并找到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虽然和我当经理时很不一样。但对我和我的孩子来说,这比我在婚姻中所经历过的,要好一百万倍。”
“我曾经觉得我陷入了无底深渊,我甚至不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是财务虐待,但我现在好多了。”
抚养援助中心每年帮助的女性平均有1400人,过去两年的求助者增加了大约14%。为进一步了解遭遇家暴女性需要的服务,该中心在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之间做了问卷调查,访问了50名求助者。调查发现,近半数女性在婚后首三年就遭遇财务虐待。
受到财务虐待的迹象包括:
- 没有正当理由却禁止你工作
- 故意让你在雇主面前表现不好,如让你上班迟到或损坏你的工作服,以致你失去工作或晋升机会,来进一步限制你的收入
- 控制你个人或联名的银行账户,让你无法使用
- 扣留你的资产,例如房屋所有权
- 以提供零用钱的方式来控制你的花费,但金额却无法满足你自己或孩子的基本需求
- 在你名下的信用卡欠了一大笔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