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不到16岁的少年习近平被号召“上山下乡”，在陕西梁家河度过七年的知青插队岁月。
数十年后，已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也呼吁现代中国年轻人“自找苦吃”，走进乡土。
当年，习近平是在文革的大环境下被迫下乡。
如今，中国青年“被鼓励”下乡，则是因为失业率居高不下，城市工作机会稀缺。
根据中国统计局今年4月份的数据，当地16岁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20.4%，为史上新高，相当于每五名年轻人中，就有一人无业。
中国这一辈年轻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但在中国经济显著放缓，民营部门（尤其是作为青年才俊大雇主的科技业）因内外因素重创之际，他们却得面临学历与工作，期望与机会不匹配的难题。
“书读得再多也没用”成了一种普遍的怨叹，中国青年选择“躺平”，网络上充斥“孔乙己”现象。
年轻网民纷纷以作家鲁迅小说《孔乙己》的主人翁自嘲。在鲁迅笔下，孔乙己是位落第秀才，其人穷酸潦倒，却放不下读书人身段，只懂迂腐知识，而无实际技能。
雪上加霜的是，今年夏天还会有创纪录的1160万名大学生毕业，投入职场。
随着大城市的职场空缺僧多粥少，这波青年失业潮恐成中国社会的未爆弹。
如何解决？下乡吧！
面对这个令人头痛的难题，中国当局目前看来最可能采取的解方是：
城市没工作，那就下乡工作。
官方鼓吹“下乡”的力道，在今年5月中国官媒刊登一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写给大学生的回信后，达到高峰。
5月3日，新华社刊登了一则《习近平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的回信》。
信中提到，习近平对同学们“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解民生、治学问”感到欣慰。
他还对这群学生“自找苦吃”的态度表示赞许：
“你们在信中说，走进乡土中国深处，才深刻理解什么是实事求是、怎么去联系群众，青年人就要“自找苦吃”，说得很好。新时代中国青年就应该有这股精气神。”
紧接着，其他官媒也开始争相鼓吹所谓的“自找苦吃”精神。
央视在一篇题为《回首青年时代，习近平：我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的文章中，先是回顾习近平少年时期“下乡”种地、拉煤、打坝、挑粪的经历。
该文接着又称，习近平曾不止一次说过“自找苦吃”这四个字，并强调这是习近平自我的要求，也承载了他“对新时代青年的殷切期望”。
文章结尾还说，中国当代青年应该要“敢吃苦、会吃苦、能吃苦”，只要不断奋进，施展才干，就一定能有所收获。
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也在政策面上提出名目略有不同，但殊途同归的“下乡”计划。
例如，广东省共青团委发起“三乡行动”计划，要在2025年底前，号召30万名青年到农村工作。
中央也持续透过“三支一扶”计划，引导大学生在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扶贫、支农、支医和支教工作。
官方这番鼓励年轻人“自找苦吃”的操作，难免令外界联想到近6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不少评论质疑，这是否是把城市失业青年疏导至农村的政策开端。
先前，曾有一些报道分析，一些城市的蓝领工作岗位在疫情后一直处于缺工状态。年轻人失业，并非是无工可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挑工作所致。
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知青而言，他们原本寄望通过教育逃避蓝领工作，并提高社会地位，但这样的愿望如今看来越来越渺茫。
成长于中国经济崛起时代的他们，难免感觉自己与中国的经济繁荣愈来愈疏离。
官方鼓吹“自找苦吃”，或许也有给这些新一代知青一种心理建设的意味：
好日子不再，吃苦的日子将至，别想着挑最舒服的工作，只有吃苦未来才有出路。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亲政府的舆论试图强调如今的“自找苦吃”，和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有别。官媒提及习近平当年下乡经验时，也几乎没有着墨那是毛泽东文革时代下的产物。
一些分析认为，官方宣传似乎想以习近平的经历，带出只要下乡找苦吃，锻炼意志，从此就能鹏程万里的信息。
但实情是，当年的文革导致许多人失去受教权，给了一整代知识青年终生难以拭去的伤痕，像习近平这样能熬过苦难，还在仕途上有所成就的人并非通例。
如今，中国当局鼓励年轻人“自找苦吃”，但在华丽辞藻包装下，论述却相对空泛，没人知道吃苦或下乡后究竟能换来什么，社会的向上流动是否会在那之后实现？
若无法保证吃苦后终会苦尽甘来，那这样的政治宣传，恐无助于中国失业青年摆脱前途茫茫，又无路可退的循环。
2022年抗议北京当局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揭示了中国城市中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能给中国共产党体制带来不小冲击。
此时此刻，无法化解年轻人在失业潮下积累的怒气，还要他们“自找苦吃”，说不定会弄巧成拙。
